1979年2月，“文革”结束不久，全国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报考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科。报名前，要求递交学术论文一篇，经过评审，作为决定该考生是否可以取得考试资格的参考。我提交的论文为《〈离骚〉释义》。5月，评审通过，我赴省参加考试。

进入考场，检验“准考证”，一位监考官模样的先生，发现我“准考证”上的姓名是“易重廉”。他小小一怔，看了我半会，问道：“你是易重廉吗？”我听了，也小小一怔，看了他半会，反问道：“难道我不是易重廉吗？”这一问再问，很快把近边的几位监考官先生纷纷吸引过来了，有的向我招手，有的与我握手，有的说：“你的预审论文有水平，了不起！”有的说：“此次考生中最有希望的大概就是你了，好好把握吧！”

我估摸着，一定是哪一位论文主审官看上了我提交的论文，以至于在招考人员中造成了一股不是太小的影响。说真的，对于这位好心的主审官，有机会，我还真想谢谢他，至少合个影留念吧！可惜，考试结果，我落榜了。

落榜的原因在“政治”上。政治试卷一共五道题。我终生难忘，其中三道竟完全是我平生见所不见、闻所未闻、难得出奇的“哑题”。比如说：“什么是级差地租？级差地租一与级差地租二有什么区别？”

……

我当机立断！我要继续努力，要满世界去寻找像论文主审官那样的好心人来作为我此生砥砺前行、奋斗不止的精神支柱和学术导师！

最终，我认定了两位：一位是湖南人，湖南师大中文系教授马积高先生。一位是山东人，四川师大中文系教授汤炳正先生。两位均与我未谋一面，未接一语。古人说：“以文会友。”我却是“以文会师”，即用我的文章代替我自己去拜会我的两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我寄给马先生的文章是《〈天问〉释义》，寄给汤先生的是曾交湖南社科院审查过的《〈离骚〉释义》。一个月多一点，汤先生回信了。他对《〈离骚〉释义》的评价，与湖南社科院那位主审官几乎完全一样，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也就是说，《〈离骚〉释义》的质量，只要是内行，谁看了谁都会说好。一个月多一点，马先生也回信了。对《〈天问〉释义》的评价，马先生也不低于汤先生对《〈离骚〉释义》的评价。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拜读了马先生的回信，特别让我惊讶的是：过去那位对《〈离骚〉释义》评价很高，以至于在考试人员中造成过很大影响的论文主审官，不是别人，原来也就是我今天又主动找上了的马积高先生！

1981年的《求索》第3期，我的《〈天问〉释义》，经马先生的鼎力推介，轻轻松松地在这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紧接着，武汉的《江汉论坛》、山东的《文史哲》、上海的《学术月刊》等全国一流、世界享誉的社科学刊，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我的学术论文，肯定了我的学术成就。恕我自诩，马先生领我跨进了学术研究的大门，我自己的确也不断地在苦苦地、扎扎实实地“修行”着呢！故长时期以来，我没有太多地有负于马先生对我的悉心扶持与关爱！

1983年10月，“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年会在桑植召开。这个学会本是湖南高等院校教师与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们的专业组织，不接纳中学老师的。由于马先生等前辈的关照，我有幸收到了年会的通知。

邵阳参加这次年会的除我之外，还有邵阳师专中文系的教授张玉玲师与讲师钟葵生先生。玉玲师是我的老师，又与马先生同学，彼此很熟。钟先生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是马先生的学生，当然也认识马先生。

报到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请玉玲师领我去拜见马先生。玉玲师向马先生介绍我说：“这是邵阳的易重廉，我的及门弟子，也应是您的私淑弟子？您身份高，名气大，帮了他不少忙，他非常感激，故一定要我陪他来拜见您。”介绍之后，我急忙向马先生靠近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压低声音，又恭恭敬敬地望着马先生叫了一声：“马老师好！”我不叫“马教授”，因为我事先想好了，“老师”的称呼比“教授”亲切。马老师握了握我的手，示意他的研究生搬来凳子，让我坐下。我太不中用了，坐在凳子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满身的不自在。准备了很久的一些话，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半点头绪也理不出来。

玉玲师见我紧张，抢先与马先生拉开了话闸子。他娓娓而谈，从他们的老师钱基博先生谈到他那个天天要晨昏请安的聪明儿子钱钟书，又谈到钱钟书那位漂亮的女儿和那个其貌不扬的女婿。谈到女婿，自然又谈到马老师的岳父骆鸿凯先生了。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比着意编造的故事还好听。有几次差点让我笑出声来，幸好我自制力算强，终于没有失礼。这次拜见，不知在马老师心里会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天，参会人员去天平山“省五七干校”参观。床铺不够，年轻的两两一铺，我与葵生同铺。一夜的闲谈，增加了我们之间的许多了解。他告诉我，他有可能出任邵阳师专的副校长，如成事实，他一定会设法调我来师专教古代文学，我高兴极了，向他说了“苟富贵，勿相忘”的古训。当年春节，葵生来隆回找我，说：“副校长当到师范去了，你还来吗？”我说：“你去了，我哪有不来之理？”于是，我们夫妇便一同成了邵阳师范的语文老师。葵生办事，“言必信，行必果”，不含糊的！

葵生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主儿，而且还自己有一台相机，咔嚓咔嚓，不停地响。响得我心痒痒的，就试着对他说：“我很想与马先生合个影，你有办法吗？”他一拍胸脯，说：“明天参观贺龙故居，就给你们拍一张，太容易了。”见他愿意帮我，我就得寸进尺，咬着他的耳朵说：“我不敢向马老师开口，怕他不答应，请你暗暗给我们凑合。你做得到吗？”他又一拍胸脯，说：“世界上没有我做不到的，明天去，看我的。”我的心便全放下了。

果然，参观贺龙故居不到一小时，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看起来，就像是马老师主动约我合影似的。背地里，我翘着大拇指表扬葵生说：“你了不起，我佩服！”他笑了笑，说：“佩服什么，我本来是说，你不敢开口，要我请马先生来约你合影的。”“天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啊？今后，我还有脸见马老师吗？”我这话显然是埋怨葵生。可葵生笑得更放肆了，说：“马先生很随和的，找他合影，他不会拒绝，何况你是他得意的门生呢！”真让我哭笑不得。

相片洗出来了，葵生通知我去取。一看，所谓“合影”，真像“合”了两个黑不溜秋的“影子”！葵生说：“那天的光线太暗，拍不出水平来。再则，马先生和你都不修边幅，穿着不讲究，头发蓬蓬松松的，也影响效果。”他把责任全推了。千方百计，搞了一张“合影”，再怎么样，也要挑一张做个留念。马老师那里，就不寄去献丑了。他要问起，我也会往葵生身上推。

马老师与我的“合影”，在我的相册里，一直就只有这一张。不过，我收藏得最为用心的可能也是这一张——毕竟上面留了马老师的“影子”呀。

（马积高，著名文史学者，著有《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等；易重廉，1935年10月生，湖南黔阳人。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楚辞学史》《屈原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