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书记》（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是一本书话集，记述了辛德勇先生近些年“搜书”的过程。

全书分为四集：访书偶记、得书东洋、藏书杂谈、读书记忆。内容极其博杂，搜书、藏书，版本考证、书籍印刷、书籍装潢，以及“书来书往”之间所发生的文人轶事等等，皆在其叙述之中。“藏书、搜书”，很能见得出辛德勇先生的“藏书观”和“搜书观”。

辛德勇的“藏书观”，与一般的藏书家似乎不同。许多藏书家，藏书是为了增值，以便从中牟利，更确切地说，这些所谓的“藏书家”，本质上就是一位“书商”；这些人，对于自己的藏书，是藏而不读，或者，读之甚少。而辛德勇先生的藏书，是为“读”而藏，藏是为“读”服务的。他说：“先读书再藏书。藏书首先是为了读书，其次才是藏书。”当然，辛德勇爱书之内容，也爱书之形式，一些罕见版本，或者特殊版本，他也收藏。收藏起来，即使不读，也可作为“清供”，以供暇时，赏心悦目，怡养性情。

这样的藏书观，也就决定了辛德勇不同于一般藏书家的独特的“搜书观”。他并不特别重视珍稀版本的搜集，不趋大流，而是独辟蹊径。搜书，是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服务，然后，才顾及其他；而古书、线装书，他则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捡人家扭剩的瓜蒂”；他特别重视“丛书零种”，和“残本书”的收藏。他认为，这些书中的“初印本”或者“校正本”，往往存在着重大的文化价值。

辛德勇“谈书”，颇具特色，无愧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身份。每本书，除进行版本考订，基本内容介绍外，重点是由该书拓展开去，介绍与该书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甚至于贯通古今，知人论世。

对于这种“谈书”，他自谦之为“书外边的闲话”，并且解释说：“至于因得书翻书而触发的一些杂乱感想，原本既略无深意，都是家常的话，姑妄听之置之可也。”其实，会心的读者自会明白，这些所谓的“书外边的闲话”，才真正体现着作者对于一本书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对日本作家卫藤利夫《鞑靼》一书的解读，和对西洋人萨克·凯特勒《保定惨案》一书的解读，即可明了。

辛德勇解读一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常“歪出一笔”，对当前学术界、文化界的种种现象作一番评价。例如，一度流行的“论语热”，当代“影印本”书籍的出版等等，不一而足。谈“书”，而不拘泥于书；联系现实，让“书”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以便映照现实，认识现实。

在该书“自序”中，辛德勇先生写道：“买旧书，并不仅仅是拥有或占有，更多的是趣味。”如果说“搜书、藏书”彰显着先生“趣味”的一面，那么，“谈书”就彰显着先生作为历史学者的“厚度”——阅读的厚度、文化的厚度、思想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