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是唐武则天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据《则天实录》所载,长安三年,为了打击皇太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张昌宗找到了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许以高官为诱饵,让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密谋。迫于张昌宗的权势,张说无奈应允。后来,在起居郎刘知几的劝说下,张说在作证时才没有按照张昌宗的意图做,而是说了实话。张说后来官至相辅,权高位重,看到《则天实录》中的这段记载,自觉有损自己的伟大光辉形象,就多次暗示吴兢,令其进行删改。但吴兢却不买他的账,义正辞严地说道:“是兢书之,非刘公(刘知几)修述,草木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始终没有改一个字。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所以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陈独秀曾编写了一本《小学识字教本》,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此很感兴趣,亲自批示,预支了2万元稿费给陈独秀。后来陈立夫认为这本书的名字不妥,于是写信给陈独秀,建议其改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但陈独秀却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个字也不改,两个人因此闹翻了。书不能出了,那2万元钱怎么办呢?从现有的资料推测,这笔钱,陈独秀还了,也就是他没有赖账,他在一封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我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
1938年,欧阳予倩赴桂林对桂剧进行改革,在改革的桂戏中,《梁红玉》和《桃花扇》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梁红玉》,连演了三十几个满场、轰动了整个桂林市。《梁红玉》是一出弘扬正气的历史剧,赞颂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人物,揭露了敌寇和汉奸的罪恶……因此,国民党当局看着不顺眼,感觉这是在有意讥讽当局“不抗日”。国民党广西省财政厅长便跑到后台对欧阳予倩说:“梁夫人的嘴也太辣火了一点,先生可否为她稍易其词?”欧阳予倩没买这个账,断然拒绝道:“可以禁演,一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