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靳明全先生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我看了，知道中国当代的那一长串闪闪发光的文化巨人：鲁迅、郭沫若等等，都是从日本学成归来而名扬天下的。作者在《后记》里概乎言之：“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以前，呈中国传授日本接收的态势，近代以降到现代，则有了一定程度的逆向性变化。”

的确，对日本《浦岛传说》有过直接影响的唐人传奇《游仙窟》，中国人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直至清末，才把它找了回来。更无怪魏源著作已在日本深入人心，而中国那时还不知道魏源是个什么“人物”！想起靳先生发现的这一条中国对日本的“一定程度的逆向性变化”，我们只有愧疚！当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文化方面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国人民可决不会轻易忘记的。

平心而论，最懂得中国文化的，毕竟是中国人！

甲骨文出土已许多年了，甲骨文字也认出那么多了，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甲骨文难字是外国人认出来的。一部古典，几经刻印，几经传抄，那些号称原版的善本，也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外国人即使已是研究汉学的资深专家，限于客观条件，也往往会出现以讹传讹、习非为是的情况。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战国策》上有一篇《触龙说赵太后》的著名文章，长时间来，“触龙”作“触詟”。“詟”字少见，旧《辞源》不收。《说文》释为“失气言”，或“言不止”，即啰嗦的意思。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了一个“抄本”，“詟”作“龙”，“龙”下的“言”是从“说”字中误抄入的。此说可取，故今人正之。外国人见不到新出土的“抄本”，当然就只好一直误下去了。

《聊斋志异》里也有一篇著名文章《促织》，也常用作教材。文中有一句“上于盆而养之”的话，许多人讲不贴切。后来，有人发现了蒲松龄的“手稿”，原来，活字排版的时候，“土”误排成“上”了。“土”作动词用，义为“放点土”。促织养在盆里，里面放点土，促织才舒服，如此而已。

“抄本”与“刻本”可以互校，择善而从。“稿本”是孤本，更有校正“刻本”的用处。外国人很难见到“抄本”，更难见到“稿本”。藏在外国图书馆里的那些“刻本”，如有错误，自然也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改正过来了。读书只读藏在外国图书馆里的中国“刻本”，有时候，是不怎么靠得住的呀！

最后，我想说说中国地方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一，由于历史的原因，省以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严重不足，这不是一天两天解决得好的。有一条办法建议考虑，学习江苏无锡图书馆。无锡市读书人多，专家学者多。图书馆有见及此，抓紧组建了“无锡籍专家、学者著作专库”，拼命搜求专家学者的著作入“库”。报载：1990年9月，他们在2000多位专家学者中征得专著937种。2005年，“无锡人著作展”上，捐收著作激增至2600种，前景看好。这样做，一方面会提高专家学者对家乡的热爱与关怀之情，另一方面，也会使无锡市图书馆的品位很快地获得长足的提高，是互利双赢的大好事。

二，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够，质量更谈不上。新书旧了、破了，不知道修补，更不愿意修补。其实，有些旧书，破书价值很高，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海峡两岸一版再版，其中仅印了一万册的大陆初版即十分珍贵。要好好珍藏，不能随便出借。一些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印数本来极少，又难有重版的机会，外借也要慎重。《邵阳日报》编辑刘振华说他在地摊上买了一本杨树达先生的《〈马氏文通〉刊误》。《马氏文通》是国内汉语语法书的开山之作，是名著。加上汉语大家杨树达先生的“刊误”，应该就成了名著中的名著。为什么会从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剔旧”出来了？这使我联想起当年许广平先生对鲁迅手稿被人用作油炸粑包裹纸而大发雷霆的那件事来。

不懂书，不爱书，不敬书，图书馆的“藏书”怎么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好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