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秋考入邵阳市循程中学（现邵阳市第六中学）的，这是音乐大师贺绿汀家族兴办的学校，时任校长是贺绿汀的侄儿贺涤心先生。学校坐落在马鞍山下、邵水河畔，东南方被翠绿的油茶山环抱，北面古树参天，我的梦想从这里起飞。

一开学，音乐老师朱健人就教我们唱《游击队歌》，并向我们讲述贺绿汀的故事。贺绿汀是邵东人，在循程学校读书，在上海音乐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和从事革命活动。日军侵犯上海后，他和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一起加入救亡演出队，到达山西为八路军办事处战士演出。指战员指着一门门大炮告诉他：“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他在部队的所见所闻，化成了激越的旋律，很快写成了《游击队歌》。歌曲写成后，首先，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演出，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热烈鼓掌。朱德说：“这首歌实在写得太好了，写出了战士的心声，写出了我们游击队员的英勇气概。”贺绿汀带着演出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最前线为战士们演唱。这首歌很快唱遍长城内外的抗日战场。当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礼堂文艺联欢会上演出《游击队歌》的时候，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握着贺绿汀的手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朱老师讲的贺绿汀的故事刻印在我们心里。朱老师教唱的《游击队歌》经常响彻校园，这歌声鞭策我们奋勇向前，一批一批学生考上了军校。我因为有了《游击队歌》的激励，大学毕业后走进了军营，从普通一兵成长为排、连、营、团军官，直到师政治部主任。

母校校风极严。校长贺涤心先生身材魁武，戴一架金色眼镜，很像一位严肃的长者，又像一位慈祥的爷爷，他经常利用周会在大礼堂给我们讲公勤实勇的学校精神，讲本校读书成才的学兄。在他的带领下，学校里有一批治学严谨的导师：语文老师李一枝、李红要求我们对词语解释和课文背诵一字不差；数学老师张凤梧、唐济仁教导我们牢记数学公式，精确无误做好习题；理化老师邹祖文、陈腾甫要求我们弄懂理化原理，做实验一丝不苟。清晨我们捧着书本，爬上茶山，背诵课文。每当半期和期末考试，我和肖又清、贺震陆等组成复习小组，钻进茶树林，不管头上蝴蝶飞舞、蜜蜂嗡叫，我们都毫不理会。

在《游击队歌》的哺育下，母校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记得46班有位姓胡的同学得了危重疾病，需要输血。贺老校长在广播里一号召，立即出现了献血的长长队伍，最后挑选了高年级张济众等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献血，挽救了那位同学的生命。我们45班有位孤儿，母校给他甲等助学金，全免了他的学费。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班有位叫邓帮庆的同学家庭困难不读书了。班主任邹祖文说：“决不能少一个！”立即派我和同学刘团芳，步行一天到邵阳县塘渡口把邓同学找了回来。学校和班里同学出钱帮他毕了业，使他考上了湘潭电机学校。

更使我永世难忘的是恩师李洪树。他是母校的团总支书记和政治老师，当时他有三个儿女，师母没有工作，就靠他那点工资为生。我家在农村，四个兄弟姐妹都上学，本来就困难，加上学校保送我到市一中，我家真是无能为力了，开学了迟迟不能报名。他教育我“要像游击队健儿那样坚持下去，才能成为有用人才”。他给了我当时不是小数的“拾圆”钱，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张欠条给市一中的总务主任熊启凡，让我进了市一中的大门。后来天冷了，他看到我只穿一件单薄的衣服，当他知道我“个子长高棉衣穿不进了的时候”，又给了我“伍圆”钱，叫来了比我大一点的女同学李淑鑫，陪我去做了一件一面蓝一面黑的两面穿的棉衣。这件棉衣陪伴我念完高中，读完大学，直到换上崭新的军装。

《游击队歌》使母校充满同学情、师生爱，使我们时刻牢记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