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魃来时，是积极抗旱救灾，还是迷信祈雨？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已经无需讨论，没有谁会再异想天开，去做求神赐雨的蠢事了。

然而，在中国古代，组织求雨活动，却被美化成一项德政工程。商朝的开创者商汤，就有过舍身求雨的壮举。他先派史官手捧三牲，代他自责以求上天赐雨，但并没能感动苍天。当大旱持续至第七个年头时，汤亲自出马占卜，占卜的结果是：需将活人放在柴上焚烧，才能感动天地鬼神。商汤沉思道：“我祭祀求雨，本为救民，怎可让他人去焚烧呢？我自己来吧！”说罢，毅然坐到柴堆上，命左右点火。正在此时，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一场大雨骤然而降。这场大雨或许是一个巧合。但商人认定这是汤舍己救民，感动了天帝，便作“汤乐”歌颂其伟德。

正因为求雨是旧时官吏爱民的“正事”，贤明如苏轼者，也热衷于此事。他在凤翔府作官时，写了一篇“祈雨文”，为民求雨免灾。苏轼登上太白山，先行拜祭之礼，然后大声朗读“祈雨文”，大意是：百姓靠种庄稼为生，如果久不降雨，百姓无粮充饥，到处就会盗贼出现。这篇祈雨文，表达了苏轼信神而不惧神和以理服“神”的观点，体现了他正直豪爽的性格。

苏轼从太白山下来，到第九天才下了一点小雨，有人说是因未给山神封官的原因。于是他起草奏章，请求皇帝为太白山神加官晋级。说来也怪，这次还真下起了大雨，苏轼备感欣喜，特地把院内小亭取名为“喜雨亭”，并写了《喜雨亭记》作纪念。史载苏轼后来还去求姜太公的神灵赐雨，并请回姜太公神位每日拜祭，以表达自已的诚意。

我国北方干旱严重，求雨活动也较南方为盛。特别是山东省求雨场面多且壮观，如清末山东聊城贾庄的祈雨活动便盛况空前。每逢求雨时，数村村长约集贾庄，在场内搭个五丈长的台子，摆上关公、关平、周仓塑像，每尊塑像由一个活人做马弁。求雨场内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方圆百里，都有人前往观看。如到时无雨，执事信口找一理由，再行求雨，时间长了自然下雨。

说到山东求雨，便也想起民国时两段笑话。一段是山东督军、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笑话。有一年山东大旱，灾民流离失所，张宗昌下令求雨。起初，他还非常虔诚地烧香磕头，可连续多日老天滴雨未下，张恼羞成怒，居然下令炮兵对准“老天爷”开炮，一边开炮一边朝天骂娘。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一通大炮之后，居然下起雨来，一时张宗昌炮轰老天爷成了奇谈。另一个段子是1919年夏天，聊城县长李传煦筑棚求雨，坛柱上贴有“苍天有灵，保佑众生”的巨幅对联。可是，第二天县长下令各乡长带领村民前来求雨时，不知何人把对联换成了：“棚内妖僧怪道念假经，念去了风云雷雨；城中贪官污吏叩狗头，叩来了日月星辰。”乡民见此对联捧腹大笑，县长大怒却不敢发作，求雨活动只得草草收场。

南方的求雨活动，属云南楚雄彝族开展得比较正常。楚雄彝族有“祈雨节”，那是农历三月第一个属龙日。每到这一天，彝族群众相约聚集在寨子附近最高的山顶上，选一棵大树作为“龙树”，树下摆设祭坛，坛上铺垫青松毛，摆上酒、茶、米、肉等祭品，点起清香，杀鸡宰羊，敬奉“天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地处南方的邵阳，称求雨旧俗为抬“雷公”。“雷公”蓝脸尖嘴，肋生双翼，手执木凿，由一强健青年掮着前行，后面跟随的队伍每人拿木瓢或脸盆，向路人泼水，路人也可与队伍对泼。敬神的觋公吹牛角助兴，旁观者呐喊助威，泼到一方退走为止。旧时邵阳求雨的地方很多，大路旁、水潭边、溶洞口，都是巫师设坛求雨的所在。如城北华逸寺旁有一洞口，虽然处在高山之上，也曾经设过祈雨坛。人们求雨结果往往滴雨不下，农民徒呼奈何之时，巫师却埋三怨四，怪人们不诚心。

求雨活动是一种迷信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发文严禁，同时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抗旱救灾，迷信求雨活动逐步销声匿迹。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求雨》形象地再现了抗旱与求雨两股势力较量的过程。领导抗旱的是村支书于长水，组织求雨的是老封建于天佑等八个老头。于长水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开渠引水，八个老头则在龙王庙里敲钟打鼓。水渠开得快，给人们增加了信心，跪香的青壮年便溜出庙来参加开渠，只剩下于天佑。但到最后，于天佑给龙王磕了个头说：“龙王爷！我也请你原谅！我房背后的二亩谷子也赶紧得浇一浇水了！”小说用质朴的语言，平实的情节，把奋力抗旱与迷信求雨的斗争写得生动逼真。

然而，2003年8月5日，一群自称法术高强的巫师来到新邵龙溪铺，对已经连续遭受一个多月旱灾的乡亲们说，如果不开坛求雨，至少还要干旱33天。部分村民听信谣言，捐款捐物，在排排山设立神坛，请巫师打醮求雨。那天下午2时，受9号热带风暴“莫拉克”的影响，当地下了一场阵雨，巫师借机吹嘘，说是他们的“神功”所致，以此敲诈村民的钱财。有关部门重播了事前的气象预报，并打击了巫师的荒诞行为，为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

（作者单位：市委巡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