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邹蒙有《友人邀游文斤山，感而有作》一诗：“几见归田落宦情，那知辟谷学丹成。崖花竟日向人笑，石竹终年掩榻青。云护洞门深窈窕，雨余荒陇自耘耕。熙熙甲子何须问，争识高平长啸声。”

邵阳原没有文斤山，只有一个县令叫文斤，那是东晋时候的事。那时邵阳叫邵陵，有个高平县，常德桃源肖文斤到此做了县令。这位肖大人做了一阵子县官，觉得俗务烦人，了无兴趣，便钻进现在新邵县巨口铺镇一块依水枕山的风水宝地修身悟道去了。其实，自入山始，他就已经悟透了道，生存之道，人生大道。一位坐衙的县官大人，为什么要去做隐逸野人？盖因东汉衰落之后，三国并立，曹魏54年，刘蜀44年，孙吴63年，接下西晋四帝也只56年。钟鼎更替频仍，今朝王谢堂前燕，明日寻常百姓家。仕途虽好，总也得人生平安，脑袋保全。

自西晋起，隐逸之风兴起，竹林七贤，除山涛外，六贤高卧白云。东晋之后，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北朝20国，南朝宋齐梁陈，俱是短命王朝。仕人一是看破繁华，二是命比富贵重要，所以隐于渔樵佛道。最著名的是五柳先生，在浔阳柴桑当了83天县令，挂印“舟摇摇以轻飏”而“归去来兮”。同一时期，邵陵高平文斤又挥手作别县衙，渔樵隐迹了。传说他后来悟道登仙，所以他隐修之地现名文仙村，后人为之修建道观。

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庙堂，就安抚江湖，为纪念文斤，赏库金千两建观宇，使之成为湘西南道教中心之一。观群现存三官殿、玉皇殿、城隍庙。三官殿为省保文物，玉皇殿为市保文物。

邹蒙诗，说到文斤“薄宦”“辟谷”，终成正果。“正果”也者，并非学丹成仙，而是“荒陇自耘”，与世无争，烟霞自怡，乘化天命。身处乱世，虽如此，亦已自足；能如此，亦以自乐，复何憾乎？

二

吴思树，新化人，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曾任岳州教授，山东新泰县令。其《游文斤山四首》，透露出对文斤的神往之情。

今摘其一试读：“典午东西日，飞凫仙令高。浮丘还左挹，林虑正潜逃。暂寻王导节，不佩品虔刀。北望苏门在，莺音一啸豪。”

其实，这就是赞扬文斤不慕荣华，辞官归隐，脱仕途樊笼之羁绊，得烟霞啸傲之自由。但身为进士，才高八斗难说，学富五车应当八九不离十。你看，一个司马，他不明说，要说隐语：典午。《三国志·蜀·谯周传》：“周语次，因书版示文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司马昭）果崩。”按，典，掌管，和司同义。午，在十二属中是马。故典午即司马，亦代称晋朝。东西者，地广，犹四方。物产之于四方，约言之曰东西。飞凫，飞翔的凫鸟，又是飞得很高的箭名。仙令，县令的美称。司马掌管四方的时候，贵县令的名声高高飞翔。浮丘，山名，位于广东，传说是浮丘道人修炼飞升处。林虑，县名，亦山名，位于河南林县，汉夏馥、隋卢右冀避世修身之地。牵着浮丘飞升的仙袍，像夏馥、卢右冀一样，避世修道。做一任县令，只是暂时追寻王导的品节。王导，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名相，治政清明，并没有想步步高升，做吕虔那样的三公辅弼。吕虔，三国魏刺史，身悬三公之重臣的佩刀。杜甫《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有句：“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苏门，太行山支脉，位于河南辉县，晋孙登、宋邵雍、元姚枢皆于此山隐居修道。向北遥望苏门，文斤同代的孙登也在苏门修道，像莺啼一样，放声长啸以畅情寄意。

《游文斤山四首》第二首针对当时的崇尚清谈，抒写不如“向此中求”道的个见。其三抒写“幽栖白云乡”之况味与幽情。其四作者写到“羽客”“邀将醉玉觚”，自己似乎“抱月生双翼，浮天入一壶”，抒发了诗人认“羽客”为“吾宗”，对入山修道的向往。当然，这只是一时兴起，说说而已。毕竟诗中的话不必句句强求落实的。

三

吴思树之弟吴枟，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湘中七子”之一，时人称其兄弟为“二吴”。他亦有《文斤山四首》。其一曰：“邵陵分郡日，仙令在高坪。县古浮云合，城荒嫩草生。挂冠余俗美，解组得身轻。嵌空双石洞，长对暮山横。”挂冠、解组，虽是辞官归田的两个典故，但也通俗平易，并不冷僻幽邃。这也就是叙述了“仙令”弃仕归隐的事实。

其二云：“石榻卧晴烟，嶙峋倚碧天。竹林香自远，松盖影初圆。甓可移陶侃，刀堪赠吕虔。何如守丹鼎，趺坐药炉边。”甓，即砖。《晋书·陶侃传》：“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砖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犹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类此也。”后人以此比拟志士仁人刻苦自励。刻苦自励留给陶侃，高官厚禄赠给吕虔，我就闲守丹炉炼药悟道。

其三、其四大同小异，“卢仙同此意，先占白云乡”而已。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欧阳鹤，新化人，曾任黔阳教谕，有《文仙山（集唐人语句）》云：“羞将白发对华簪（钱起），须向山中学煮金（姚合）。挂却朝冠披鹤氅（李中），求官先有葛洪心（白居易）。”搜来索去，也只是为了表达心向葛洪，炼丹（煮金）修道，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