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是在划船塘完小（现在叫卫东学校），这是座“阮氏宗祠”。祠堂是一正两横的大四合院，祠堂大厅正面墙上的神龛里摆满了阮氏故祖的灵位牌。神龛外面长长的木花格上，雕刻着《三国演义》的系列故事，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子龙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我们一看就着迷了。

每个星期的周会，师生们都集中在大厅里听李儒雅校长训话。正厅两边是两栋楼房，楼上楼下有四间大教室和十六个小房间，小房间是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课桌是在土砖上架一块长长的松木板，坐凳是一条能挤六个人的长木板，对这些我们都不在意，只要能背起书包进学堂就很高兴了。学校的环境很优美，背靠一片青翠的松林，那是百鸟羡慕我们读书而欢唱的天堂。前面是广阔的稻田，那是青蛙挑战我们琅琅书声而蛙声一片的园地。右边是竖满石碑的阮家坟地，是我们不敢去的禁区。左边是大操场，在一棵千年银杏下，这是孩子们的乐园。一到课间，女同学便踢踺子、跳绳或“踢田”，男同学打球或蹲在地上打弹子。学校管理严谨，清洁卫生，纪律严明，放学时学生必须在天井内大坪上排好队，清点人数，然后由大同学领着一队一队离校回家，不准在路上逗留打架。

我班有三十多个同学，先后经历过刘尚德、任坤成、任青云、向尚志、伍志和黄玉慈六位班主任。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教育我们读好书，打好底，学好本领，报效祖国，鼓励每个同学争上游夺第一。学校专门设立了奖学金，奖励考试前三名的学生。头名全免学费，奖励三本本子；二名免一半学费，奖励两本本子；三名免三分之一学费，奖励一本本子。我的成绩好，老师总教我争头名，但我有两个强劲的对手，一个是阮卓言，一个是女同学邓梅英。我们三人你追我赶，每次半期和期终考试总是前三名，头名轮流转。

为了争头名，我放学回家书本不离手。晚上母亲添满一盏桐油点了灯，要我读书、写字、作业，她就在旁边绩麻做鞋子，等一盏油点完了才准睡觉。早上拿本书牵着牛到田埂上，我把牛绳放到两丈长，一边读书一边让牛吃草，等牛吃到我的脚跟，我再往前放牛绳。就这样，我读了书，牛也吃饱了。以后的考试，我多次争到第一名。

小学毕业时，任坤成老师带领我们到邵阳市考中学，先到每所中学看了一遍，然后要我们自己选准学校。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想到这是能否跳出“农门”，关系到一生前途的大事，所以慎之又慎。对于市一中、市二中这样的名校，我们望而生畏；对位置好的市内三联中学（现在的市三中）和导群中学（现在的市五中），我们怕报考的人太多也放弃了；最后我和班里的阮忠明、黎前良同学选择了离城远一点的音乐大师贺绿汀家族办的循程中学（现在的市六中）。谁知开考的那天早上，学校的大门紧闭，大门外的坪上，围墙周围，邵水岸边，人山人海，都是周边几个县的农村学生，特别是邵东的最多，因为贺绿汀是邵东人。人海中学童最多，还有很多大龄人，大家都像我一样，想找个偏僻的地方跳出“农门”，求条好出路，结果都挤到一块了。反悔来不及，只有小心谨慎往前冲了。

数学题是加减乘除，和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还有“鸡兔共笼”一类的计算题，我一口气做完并反复检查两遍才交卷。语文就是一道作文题《我所知道的一件事》，那时是1953年7月，我就写了一篇在《少年报》上看到的震惊全世界的大事……过几天学校张榜，有我和两位同学的名字。据说十来个人才录取一名，真比现在考大学还难啊！我终究跳出了“农门”，走出了黄荆岭，走上了读书、从军、从政的征途。从此以后，我不管在何处，都坚持老师教导我的要争头名当尖兵的精神，把工作做到最好。直到退休多年了的今天，我还是将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争取做到第一。

（伍想德，曾任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