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政、史书中，我收藏的史书多一点。在史书中，我收藏的文学史著又多一点，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文学。

为了工作，我写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概览》，分为48个问题，约二十万字。后来，我忽发奇想，我要独力完成一部《湖南古代文学史》，写出我个人的理解和理想来。我计划从单个作家入手，由点到面，逐步推开，逐层加深。我相信我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是由于个人研究的条件、生活的环境，都不断出现了使我不大如意的地方，加上年事日高，信心终于开始低落。但本文写到的这些还是可以包括在《湖南文学史》之内的。

湖南向称“蛮地”，文学的起步，到唐代晚期，才崭露头角。流寓沅湘的屈原与贬谪长沙的贾谊似应起过很大的作用……

陈书良等编撰的《湖南文学史》认为，南朝梁陈时代的阴铿，是湖南安乡人，故阴应是湖南以诗名家的最早诗人，留诗30多首。但王齐洲等撰著的《湖北文学史》却指出：阴铿其人，五世前从甘肃武威来湖北公安东北定居，为湖北公安人。二书所定阴铿祖籍一样，但迁居地却一在湖南，一在湖北，完全不同。故我以为，湖南湖北干脆慷慨割爱，让阴铿暂作“自由人”吧……将来有了更确实的材料，再为阴铿定籍贯不迟。

我选择的湖南第一位诗人是李群玉（公元813年生），湖南澧州人。1990年，“李群玉学术研讨会”在澧县召开，我提交了论文《楚骚意识与李群玉》。1991年，《湖南年鉴》的《学会报道》栏，选登了拙文的主要论点。我在论文结束的时候，这样写道：

“李群玉的诗歌，现存的学术界考定有流失，反映重大现实问题的，的确很少（不是没有）。因此，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只提到他一首诗。陆侃如、冯沅君二先生专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中国诗史》，连李群玉的名字竟没有提及，未免有欠公平。人们说，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堪称三大‘李氏楚骚诗人’，如果从学习楚骚的热情与接受楚骚意识的自觉来看，置李群玉于三李之中而合称为‘四李’，我认为李群玉当之无愧。”

我研究湖南的第二位诗人是胡曾。胡曾，邵阳人，是第一位以“咏史”之名为自己诗集命名的诗人。后人对胡的《咏史诗》评价不是很高，在某些人眼里，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我研究胡曾，不着眼于胡诗本身的优劣，而着眼于胡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特殊关系。

我说过：“关于三国诗，早于胡曾的杜甫、杜牧均曾涉笔，水平也公认比胡曾高。但是，孤文单篇，看不出二杜对三国历史在内容上的全面审视和艺术上的总体构思。只有胡曾，写了十三首三国诗。在我国文学史上，全面概括了三国的历史，又重点表现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和突出诸葛一人的艺术处理。可以说，即使我们尊胡曾为小说《三国演义》的第一作者，应该也是有相当道理的！”我常常怀疑，唐代传奇风行，胡曾怎么就未尝一试呢？

关于武冈邓辅纶（湘中五子之一）的诗歌，1983年10月，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张家界年会上玉玲师与我即已递交了论文并在大会宣读。大会认为，解放后研究邓诗的论文，这是最早的一篇。1986年刘诚在《求索》第2期上发表的邓诗论文，后于我们宣读的论文整整3年。不过，我们这篇论文，1988年5月，才在《书院研究》上发表，比刘文又慢了2年。问题是萧晓阳先生2008年4月出版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湖湘诗派研究》写有这么一段：“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除了刘诚关于邓辅纶诗歌的一篇论文外，其他论述的多是围绕王闿运研究来进行的，湖湘诗派的代表作家，‘湘中五子’中的其他成员的诗文创作至今尚无人论述。”萧先生研究学问，应该看到的资料没有看到，反责怪别人没有写过，太粗心了！

魏源是思想家，但我不是思想家。故我写魏源，单写他的“山水诗”。《佛老与魏源山水诗》一文，日本的魏学名家介绍到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蔡锷是政治家、军事家，但我不懂政治、更不懂军事，故我只写他的诗词联语。《蔡锷新论》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被提名为“编委”，深感光荣。

陶渊明不是湖南人，却在湖南造了一个“桃花源”。但据我研究，这“桃源理想”，是以东汉以来大官僚地主庄园生活为依据的，最多不过还加进了一点点老庄的“小国寡民”思想与佛教的空幻观念。陶氏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地主庄园生活深有怀念，只是无力挽回，他也没有太多哀怨而已。把陶的思想拔得太高，不妥！

（易重廉，湖南黔阳人，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