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沉睡的老街是在宏亮而又悠长的“卖水豆腐噢——”的吆喝声中渐渐醒来的。那一声声吆喝穿街过弄，此起彼伏，韵味十足。在那个时代，水豆腐是餐桌上的当家菜，好吃不贵，一斤两毛钱，够一家人吃一餐。

滩头周边农民挑来叫卖的水豆腐，都是用石膏在陶缸里细细研磨做出来的，白嫩细滑、豆香四溢。将豆腐放入锅里煎半面黄，放上盐、红辣椒、葱、姜，就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百吃不腻。

被卖豆腐的吆喝声叫起床之后，一天就开始了。我们这些伢子、妹子，清早要先做了事才去学校读书的。我们父母工资不高，有的还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而家里人多，要想生活得好点，过年热闹些，就要自力更生。

因此，镇里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养一头“过年猪”。开春买来猪崽，孩子们就要去扯猪草了。另外，煮猪食如果用煤炭的话，似乎有些“奢侈”。去煤矿挑煤炭，粉煤八毛钱一百斤，块煤一块钱一担，对于必须精打细算来维持生活的镇里人来说，觉得不合算。因此，很多家庭选择烧柴禾煮猪食。我平常早上起来洗漱后，就提着竹筛子去后背山扯猪草，星期天或者放假时，就去挑煤砍柴。

我从小特勤快，除了酷爱看文学书籍，还喜欢劳动。七岁就和比我年龄大的伢子，一起去来回有5公里的五马煤矿，挑20多斤重的煤炭回来。而所有可以获取柴禾的方法，我都有过尝试，如扫枞毛、砍茅柴、劈竹蔸、挖枯树根，还有爬上大树砍树枝，去煤矿剥枕木树皮，不一而足。家里的二楼，柴禾堆成了一座小山，烧也烧不完。

镇里的伢子、妹子们大多还有去乡下“拾荒”的经历，我就更不用说了，乡里出什么就去捡什么。黄豆收割的时候，我们会去地里捡黄豆，因为受太阳暴晒，有些黄豆会冲破豆荚的束缚，自由自在地躺在地上享受阳光雨露，最后却成了我们的“俘虏”。还有晒谷坪里会留下些“漏网之鱼”，如果是夜里下过雨，黄豆膨胀变大，捡起来就更爽了。一般一个早上可以收获两三斤，几个早上下来，家里积累的黄豆就“可观”了。妈妈就会拿这些黄豆做成豆豉，我们叫“豆屎”。呵呵，滩头人有些古怪吧？说起屎有些人会恶心得吃不下饭，而我们却偏偏把“地木耳”叫“雷公屎”，把“豆豉”叫“豆屎”。“豆屎”煎豆腐、炒蒜苗，好吃得真是没得说，“豆屎”炒肉丝、煮鱼那个鲜香更是没治了！

麦子熟了，就会去拾麦穗；稻子收割了，就会去拾稻穗。捡来的麦子积得多了，妈妈就会要我拿到同学刘建荣家的水磨房去磨成粉，再做成面条。水磨坊是古镇一道靓丽的风景，而面条在当时也是稀罕物，吃一餐面条就像“打牙祭”一样。而捡来的稻谷呢？碾好之后，糠和米都給“过年猪”改善伙食了。

最感兴趣的“拾荒”，就是捡红薯。十月小阳春，是挖红薯的时候。农民把红薯挖完之后，我们再扛着锄头，背上背筛，去土里搜寻战利品。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社员们有的干农活马马虎虎，挖红薯也是一顿乱挖，土里往往还留下来不少的宝贝。捡回来的红薯，小的或者挖烂了的，拿来喂猪，好的就摊开晾在楼板上。放寒假的时候，我一次会拿几个红薯洗干净，去溪边蔬菜场刷色纸的焙房里，把红薯放进烘焙炉里，然后就在温暖舒适的焙房里，或看小说、或听大人讲古。也会欣赏一张张土纸，在能工巧匠们的手下，被来回均匀地刷上或红、或黄、或绿的颜色。然后匠人们用一根纤细的长竹签，轻巧而快速地撩起土纸，准确而潇洒地摊在下面有煤火烘烤的石棉布上。一阵水蒸气氤氲过后，一张纸的“凤凰涅槃”就完成了！大约个把小时，烤红薯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从烘焙炉里透出，钻进鼻孔里，诱惑着人的食欲。掀开石棉布，取出红薯，外皮焦黄，滋滋冒油，一口咬下去，好吃得不行。

“二十五，杀年猪。”到了腊月二十五，家家户户就开始杀年猪准备过年了。杀年猪也不是非得在二十五这一天。街坊有一个蒋屠户，大家伙都想照顾他的生意，所以先和他预约好。等到杀猪的时候，除了屠匠师傅外，隔壁有力气的男子汉们会来帮忙赶猪，并把猪抬到板凳上死死按住。我们这些孩子，则在一边看把戏。

随着屠匠师傅将猪宰杀、褪毛、开膛、分解完之后，主人就会给近邻的每一家撮上一大碗猪血，并随血配送一块三指宽的肥肉，让街坊们一起分享。帮忙的街坊，则会被主人留下，和屠匠师傅一起吃杀猪肉下酒。人情是把锯，锯过来又锯过去。但在这礼尚往来的过程中，人情味道更浓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了。

（佘德平，隆回县滩头镇人，大学文化，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新闻通讯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