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仲珊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
1950年7月,我考入湖南省立六师,曾师正在这里教语文,不过不教我们班。但我这人,天生喜欢有学问的老师。曾师就读于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过的那所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故我断定,曾师绝对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师。可惜,天不作美,我还来不及与曾师谈上半句话,曾师却调洞庭中学做校长了。交臂之失,很使我遗憾。
1953年7月,我六师毕业,分配在附小。可凳子没坐热,另一所小学却要我去。但也没吃几口饭,武冈二中又调我承乏担任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学。武冈二中就是曾师做校长的原洞庭中学。我无缘做曾师的及门弟子,却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个每天都可以向曾师请教的小学徒。皇天到底不负苦心人呀!
在二中,有两件事难以忘怀:
第一件,曾师一个人来听我上课。我猜想,是什么老师或学生向他反映了我的一些什么,他是有意避开别人来了解我、帮助我的。听课之后,当然也谈了些鼓励我的话。但临走时,却轻轻地提出:“课堂里你写过一个大写的‘贰’字,再写一遍给我看看。”我很快写了,他笑笑说:“写错了呀!”我改写一遍,自信是对的。他看了,仍摇摇头说:“也不对。”我想再改。他制止了,说:“回去查查字典吧。”这件事,曾师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起过,可我至今记在心里。更重要的是我从此养成了勤查字典、词典的好习惯。良师育人,润物无声呀!
第二件,时间到了1956年5月,我与语文组老师一同听曾师讲简化汉字。他说:繁体的“從”字简去了“走”,保留右上的两个“人”字。一前一后,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从”字的正反两个意思,对前一人说,是“带领”。如《史记·项羽本纪》上“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一句的“从”便是“带领”。对后一人说,是“跟随”。《项羽本纪》上“张良是时从沛公”一句的“从”便是“跟随”。他还说了一个“驢”字,这是个形声字。“马”旁表形,“卢”旁表声。简化字的“驴”,声旁作“户”,不能表声了。可曾师说: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里有句骂人的话叫“木寸马户尸巾”,“马户”合拢来是“驴”字。可见至迟到元代,“驴”字已公认为“驢”字的简化了。这叫约定俗成,必须承认的。
曾师把简化汉字讲得如此有理有据,如此有内涵,不但引起了我对简化字的神往,而且还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咱们汉字的神圣。数十年后,我编写《文字学教程》,并一度对“俗字”的搜集与整理产生了兴趣,起点都在这时。可惜,没有多久,曾师又调走了,调去省教育厅任语文教学研究员了。再次分手,伤感倍增,奈何奈何!
此后,云水相隔,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很少很少了。但曾师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关于《诗经》某些词语的训诂问题,又如《中国语文》上关于古代汉语的使动问题,我都认真地学习过,佩服得五体投地。故有时候,我简直想骄傲地大吼一声:曾师绝对是咱们国内深有修养的语言学专家之一!
果不其然,我的吼声,不久就有了回应。1991年春,邮局寄了一部书来。拆开一看,《急就篇》,语言学专著,校点者,曾仲珊。
《急就篇》,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是一部供学童认字、习字的蒙学课本。
《急就篇》问世之前,社会上流行过好些认字课本,汉人取长补短,编了一部三千三百字的《仓颉篇》。《急就篇》好像吸取了《仓颉篇》的经验:一、剔除了一些“塾师失其读”的“古字”(见《汉书·艺文志》)、集中保留了两千一百多个常见字,既容易学,又十分有用。二、采用七言韵语(有少量三言、四言的),读起来上口,记起来舒心。后出转精,故《急就篇》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捧,在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到了唐代,本来不过是一部供学童认字、习字的蒙学课本,却逐渐变成了一部几乎让人很难看得懂的“古书”了。怎么办?初唐颜师古首开先河,给《急就篇》作了注解。颜是把号称难懂的《汉书》注解得人人叫好的著名学者,以杀牛之刀杀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颜注是成功的,但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延及南宋,一位曾以《困学纪闻》等杰构横扫一代的著名学者王应麟,继武颜氏,进一步为《急就篇》作了补注,锦上添花,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代一代,变本加厉,作为蒙学课本的《急就篇》终于被打造为一个学术的焦点,还进而不期而然地成为一门“显学”了。
有清一代,大学者孙星衍、钮树玉、龚自珍、王国维等均研究过《急就篇》,并各有建树。但是,民国以来,继续对《急就篇》的研究持有高昂热情的学者,似乎就鲜有所闻了。
曾师校点的《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小32开本,以繁体字直排,计29万字。它以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为底本,以浙江书局《玉海》本为参照,偶尔提及“黄氏曰”,乃北宋黄庭坚之说。每条“校点”,先标明待校点文字的行数。然后,引出待校点的文字,前后加括号。最后加“珊按”,提出校点的意见。曾师的校点,主要是针对“颜注”和“王补”的,共七百二十条。每一条均以小宋体字直排在同一面的天头内。十分醒目,极便查阅。
什么叫“校点”?顾名思义,“校”就是校对,“点”就是标点。为什么要校点?众所周知,古人读书扎实,往往能熟读成诵。故由此而在心理上形成定势,凡引前人文字,一概不查对原文,也不详注出处。后人阅读,困难重重,校点工作者给读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麻烦。
如103页6行,王补曰:“无终有孟乐。”无头无尾的五个字,它出自何人之手?写在何书、何篇之中?王补均未透露半点消息。幸好我们的曾师读书读得比王还精细三分。珊按:“见《左传》襄四年。”
我幼时读过《左传》,后来为文,引用《左传》文字的频率也比较高,但一见王引五字,简直如见天书,不知所从。不是曾师的指点,要找出这五个字的来源,真不知要耗费多少宝贵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