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入武冈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学校图书馆有很多书，我信手抽出一张卡送进去，递出来的居然是一部“楚辞”（书名记不确了）。真巧，语文老师张玉玲恰恰在我身后，他问我：“你也读楚辞？读得懂？”我回答说：“试试吧。”接着，又补充一句：“读不懂，可以问老师吗？”张老师笑笑说：“当然可以。”随即往外边一指，说：“那栋木板平房是老师宿舍，我就住那里。”

过了好些天，我果然去找张老师了。

交谈间，我知道张老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听过著名楚辞学家陆侃如先生的课。大学毕业，论文选题也是“楚辞”。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不是天生就喜欢楚辞的，但一来六师，就遇上了一位研究楚辞的老师，你说这不是天缘巧合，那又是什么呢？

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找张老师，张老师也好象很愿意和我谈楚辞。一部《楚辞补注》，可以说就是在张老师的义务指导下读完的。

张老师的一生，几乎没有中断过与我这个学生的楚辞之缘。如果在楚辞研究上我还有什么点滴成绩的话，张老师是我第一位应该感谢的恩师！

《楚辞》属先秦文学，先秦离今天很远，故今人读《楚辞》，隔阂很大。但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似乎应该是“字”。既然“字”是造成今人学习《楚辞》的最大隔阂，那么，不研究《楚辞》则已，要研究《楚辞》，就一定要从“字”开始。但是，从“字”开始，怎么样才做得到，做得好呢？我很迷茫，很困惑……

“字”有三个要素：一、字形，二、字声，三、字义。在古人眼里，这叫作“小学”，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形在变，字声在变，字义也在变，变来变去，当然就变复杂了。于是，后人就把“字形”叫作“文字学”，把“字音”叫作“声韵学”，把“字义”叫作“训诂学”。够复杂的！

但我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如此复杂的学问，老师是不会对我们讲的。

下面，我将郑重地向大家介绍帮助我学习《楚辞》的第二位恩师——向森焱！

1953年8月，我从省立六师毕业，在两所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1954年3月，调武冈二中初中部教语文。

初中部的语文教研组长向森焱，曾在六师代过一学期课，代的是我们班，故与我有师生之谊。

向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修养很好。他见我手上常常拿着一本《诗经》或《楚辞》什么的，大概觉得怪异，便主动找我谈话，鼓励我上进。记得也就是这一次，他对我说：学习先秦文学，与学习别的文学稍有不同。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有一点“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基础。嘿！说来不怕大家笑话，什么“小学”，什么“文字、声韵、训诂”诸玩意儿，我压根儿就是这时才从向老师的口里听到的。不过，我没有闻道恨晚的懊恼，我只觉得一股闻所未闻的新鲜味源源不断地向我身上流过来，流过来……

接着，当然就是我向向老师讨教学习门径的追问了。

向老师四十出头，精力充沛，听我一问，立马演说开了。每一句话好像都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一扇色彩斑斓、美丽动人的神奇之门。人生邂逅一位这样的老师，也真正是三生有幸！

向老师给我开列了基础书目，洋洋二十多种，我全买了，买到连吃饭的钱也是借的。

此后，用不了几天，向老师就要来问问我学习的进度。而每一个月左右，我也会恭恭敬敬地把学习笔记送呈向老师审阅。向老师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耳提面命，对我帮助很大。

1958年，反右开始，向老师不幸被“揪”。斗争会上，领导要我说他毒害革命青年，我说了，但回到房里，照样谨遵向老师的既定方针，一丝也不敢，更不愿稍稍有所松懈！

从1954年3月到1964年8月，整整10个年头，3650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大胆地运用文字、声韵、训诂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生吞活剥地凑成了两篇习作：一曰《<离骚>释义》，一曰《<天问>释义》，计六万来字，全是关于“字”的。

可惜向老师反右不久即开除回洞口老家交群众监督劳改了。我独学无师，一人瞎搞，尽管心中的确也幻想着要努力地画出一只像模像样的老虎来，无奈力不从心，心不随人，摆在人家眼前的万难保证不是一条令人非常讨厌的癞皮狗！故文成之后，深压箱底，一直未敢出以示人也！

文化革命结束，国家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报名应考。但报名时，规定要交一篇供资格审查之用的论文，没有办法，只好把《<离骚>释义》送了去。

考试结果，我落榜了。但风闻那篇论文却得分很高。出于好奇，我极想打听出一个究竟来，以便给自己定个高低，但此事涉及国家机密，打听起来，多有不便。

心上心下了好几天，一个可以打听出究竟来的办法让我想出来了：很简单，把两篇《释义》分别寄给两位声名显赫的大教授，求他们看过之后写点意见给我，一估摸，是高是低，岂不就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