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结论既有档案依据，又有生动故事。

城步苗族自治县档案馆有一卷档案被列为“镇馆之宝”，该卷档案有：胡耀邦批示的《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报告的影印件；欢送原国家地矿部派驻城步支教的讲师团的照片和欢送辞；一张讲师团成员领取伙食补贴的会计凭证；城步县委《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致富为中心，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的决议；城步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等等。这些档案佐证了“中国扶贫源起城步”这一历史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

1985年，原国家地矿部派出支教讲师团进驻城步，组长名叫于力平。支教之余，于力平与团队其他3名成员花了半年时间，沿着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城步找铀矿的路线，一路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深入苗民家中对城步的经济社会情况做了一次深度“体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这里的贫困状况让他揪心，于是他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准备呈送地矿部领导。

按程序于力平先把调研报告呈送给时任城步县委书记的肖尊国阅审。肖尊国同志很重视，但为了进一步证实和更好说服其他班子成员，他召集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武装部等五大机构的主要领导，发起了一场“城步边界行”。六七月间，他们绕着城步边境村，爬山、走路，15天里他们走进1300多户人家。这一走访，肖尊国心中有了底，也动了情，“宁肯丢掉官帽子，不能让群众饿肚子”。他和于力平两人反复磋商，一篇有详细数据、有典型事例、有生动歌谣的极具份量的题为《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经济文化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城步报告”诞生了。

于力平利用回京过春节的机会将报告呈送给原地矿部副部长温家宝同志，巧的是当时温家宝同志正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同志深深地被报告所打动，立即将报告送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最后，这份“城步报告”刊登在国家信访局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第十七期上，时间是1986年1月23日。

三天后，这份《群众反映》被送达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材料，饱含着对贫困群众深切的关怀，做出沉甸甸的批示：“兆国同志阅后，转湖南省委。从这个材料看，我们一些同志的工作太不深入了，应该从中得出教训，像城步这样的县湖南是否还有？请省委认真讨论一次，拿出切实办法。”这就是中国扶贫史上重要的“一·二六”批示。

温家宝同志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记载，1986年2月3日，也就是在“城步报告”上批示之后的第8天，耀邦同志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坚定了胡耀邦实施扶贫大决策的决心。

可贵的是，城步不是上呈报告了事，而是不等、不靠，积极先行起来，扎实开展全县的扶贫工作。1986年6月，全省第一次贫困工作会议在湘西凤凰县召开。“当年王震去过南山，红军留在南山的标语还在，这些历史都历历在目，然而几十年了，我们还是这种情况，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老前辈。”会议上，肖尊国用这样的开头开始了自己的发言。他第一个提出了“要建立专门的扶贫机构”的建议，同时就教育、医疗、供销、交通、水利、矿产等具体扶贫提出了“一揽子计划”。7月，城步县委召开五届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以扶贫脱贫、治穷致富为中心，群策群力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的决议，在全县干部中开展“要使城步变，自己怎样作贡献”的大讨论。会后立即成立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肖尊国任组长，实施“对口”扶贫，要求“一个机关要负责一个村，不仅要给它资金，帮它联络，还要想点办法帮他们做点项目”，同时强调“三年没搞出成果就不要出来，不能提拔”。

就在城步如火如荼地开展扶贫工作半年后，198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务院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紧接着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贫困县，城步名列其中，自此，全国始有“贫困县”的概念。

（周后平，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