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诗败也诗，成败都是诗。这话别人说起来好是轻松，若搁自己头上便是沉重。成就一个诗人要三千首，败掉一个诗人只要几个字。

话说的是云南诗人陈衍强，新冠肺炎疫情时节写了一首诗：“为防止武汉的疫情蔓延/我在云南彝良/不仅以驻村扶贫的理由/阻止了一个地上的湖北佬/来我家过年的想法/还像伊朗担心无人机一样/随时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头鸟飞过。”

本来当着彝良县文联主席，文联云云，本是闲差，没多少咸味，离七品芝麻官远着呢，却到底也是正科，多少人奋斗一生，也未必爬到这个位置，却因这首诗掉了帽子，陈主席主动辞职了。

有人说，主动辞职，是他本不想干了，现在当官是官不聊生，官不逢时，借此机会，退隐江湖，归隐大市，无官一身轻，甚是明智人。这个这个，您可能高抬陈主席了。主动辞职云云，不过是官方给他一个体面，若不，指定是责令辞职的，将更难看。

诗歌据说是文学艺术的最高殿堂，诗歌居九重天，我等人爬不到殿堂里去。而我却并不晓得文学界有陈主席，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于是特地去百度了一下，发现陈主席真个蛮厉害的：

陈衍强，上世纪60年代生，云南彝良人，在《人民文学》《诗刊》《大家》《中国作家》《诗选刊》《人民日报》《青年文学》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有诗被译成英、日文在《世界诗人》等杂志发表，有作品收入多种权威选本，出版诗集《英雄美人》《我的乡村》，其中《英雄美人》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曾出席第五届、第十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昭通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昭通市作协副主席，彝良县文联主席。

这里看出陈同志，这个文联主席并不像是吃干饭的，从一个农民到正科，也不像是走后门走的，是“因文而联”，而文联主席的。

诗歌三千首，败在一首诗，一首诗失了正科职，真让人很是唏嘘甚是惋惜。有兄弟说，这样处理，有点重了，他应该受到谴责，可以去上级部门受一次批评，可以去“中心组”受一次“教育”，然后痛一回心，疾一回首，然后再按个手印，表示“下不为例”，便足可以了了这一个“诗歌账”。

更有人说，这样处理，是新型冠状文字案，这样对待文学，“是一种暴力”，我们必须“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文学审美”。物伤其类，唇亡齿寒，这些人更怕以“行政手段解决文学审美”，陈主席受惩，心里一阵紧似一阵，下一个是我吗？

但我觉得，陈主席主动辞职，或是比较好的下台方式。处理陈主席，不太像是“行政手段解决文学审美”，当是“行政手段解决行政职务”，陈主席是诗人不假，但他更是干部。

把正在受病毒百般折磨的湖北同胞，以地域黑话语，谓之“九头鸟”，不准湖北人从云南彝良飞过，这个这个，也太缺乏了悲悯情怀。若平时，调侃一下，开开玩笑，倒也无伤大雅，顶多是玩笑过分，但这次情况不同，武汉封城，上万计的湖北人正遭受生死折磨，整个中国都遭受疫情肆虐，这是灾难，拿灾难开玩笑，这不是嘴巴自由，这是人格侮辱。嘴巴需要自由，但所有的自由都是以不侮辱人格为基本准则。

陈衍强是小小干部，也是有职别的小小领导，当领导者，首要标准是德才兼备。私德公德，第一德是官德。官德第一条是人民观。说陈主席毫无人格底线，也许过分，但说陈主席缺乏人民性，不算过头。

有人扒出了陈诗人很多诗，读来让人骇然。比如《亲爱的》，还有如《我为什么不在歌厅喝茶》。我本不读诗，这回特地去学习，看到陈诗人很多诗，按鲁迅说法是，专写“脐下三寸”。

有谓诗歌是神圣的殿堂，但现在诗歌多是糜烂的裤裆。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传统四类文体中，诗歌堕落得最惊人眼目，诗歌所谓写人性的光辉，变成了写人性的龌龊。陈诗人这回写的那首《仰望天空》，在他看来只是他一贯的嬉皮作风而已。作家，是需要一些嬉皮作风的，所谓为人须端严，为文需放荡，但嬉皮是有场合的，国难当头，拿苦难中的人来嬉皮，真的不应该。

那么多诗人都在嬉皮，何搞陈诗人倒霉？道理很简单，他是干部。余秀华写那些诗，也是“脐下三寸”，有人顶她，有人骂她，只在文学界里，且自由她；陈衍强还兼职官人与诗人，当疫情来临时，当然应该以优秀的作品凝聚人心，传递好正能量，关键时刻三观出问题，当然应该抹掉他的官方身份。

何况，陈诗人级别还是保留的，不过免了其职务而已，对他的处理，并不冤，也并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