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政策规定教师子女可以顶职。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教师，可以让子女顶职，有学历和能力的子女经过短期培训考试合格后可以当教师，不合格的可以在学校搞后勤做杂工，总之可以包分配，吃国家粮。对于一般农村教师的子女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特别令人羡慕的天大喜讯。

因为那时考大学很难，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录取率却很低，有些乡镇中学甚至“扫光头”，不亚于当今考硕士和博士。比如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到了80年代初，录取率也高不了多少，因此绝大部分的农村子女高中毕业后要回家“修理地球”。

然而，对于我家来说，顶职却不是一件喜事，而是一件大伤脑筋的烦事。那时，我父亲50多岁，家里有母亲、哥哥、姐姐、我和弟弟。哥哥早已结婚，成家立业，姐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正在读高中，考大学很渺茫，弟弟在读小学，母亲在家种田，开支很大。父亲刚刚恢复教师岗位，那时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虽然不高，但父亲很满足。父亲说，恢复教师岗位，对于他来说不亚于枯木逢春、蛟龙脱困，他要珍惜这退休前的最后几年宝贵的时光，重展雄风，奉献余热。

除此之外，父亲不同意我们顶职，还有一个原因，本地因顶职发生同室操戈、打架斗殴、断绝子女关系的家庭矛盾时有发生。再说，我和弟弟还在读书，他提前退休，工资不高，谁来养家？哥哥只有小学文化，姐姐只有初中学历，即使顶职也只能做煮饭、敲钟之类的勤杂工。

母亲告诉我，那时为了顶职，改变自己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哥哥几乎每天都来劝说父亲提前退休。因为在农村，种田只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手艺，一年到头就根本赚不到多少钱。姐姐也是每天在父亲面前叽叽咕咕，也很想顶职。我正在读高二，即将毕业面临高考，但能否上线，希望不大，心里也想顶职当一名老师。

父亲说，父母退休，子女顶替，从根本上说是有违社会公平和择优录用原则的。因此，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规定，决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和教育单位招用工人，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了父母退休、子女顶替的制度。

大致是1987年5月，县教委公开招聘代课教师，我报考的是小学教师，结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月工资是45元。次年，县教委又公开招聘初中语文教师，我又被录取，月工资是65元。当时，中专、大专、本科毕业，月工资分别是65、75、85元左右。当代课教师，虽然工资待遇不高，没有顶职稳定，但在找工作十分艰难的年代，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我们全家人也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了。

在教学之余，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一边认真教书，一边通过参加成人高考、学习，几年后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书。

为寻求更大的发展，实现人生梦想，1997年10月我千里迢迢来到浙江打拼，通过不断努力奋斗，砥砺前行，工作得到领导认可，工资水涨船高。业余时间，坚守文学梦想，不断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有的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大系》《2018浙江散文精选》等选本，并加入浙江省作协，圆了我的作家梦。

哥哥说，如今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种田免交农业税，不断改善民生，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他的三个儿子在外打工赚到了钱，个个在家建了三层小洋楼。姐姐说，村里参加了养老保险，每个上60岁的老人，都有一份养老钱。尽管钱不多，但也让村里的老人们安心、放心、暖心。她和姐夫在家造了新楼房，三个儿女在长沙买了车子、房子，还办了厂子，生意兴隆。弟弟跟我在浙江打拼，早已成家立业，买车买房，感到十分幸福。今年春节回家团聚，提起当年顶职的事情，哥哥姐姐表示，也不能怪父亲，没顶职不后悔。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24年了。如果能看到我们通过艰苦奋斗个个有所作为，家庭幸福美满，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顶职，而是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自身的奋斗。

（黄田，绥宁县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悠悠万福桥》《文人相轻又何妨》《想说就说》《芳华岁月》四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