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书房虽不算豪华，但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当窗一张办公桌，桌上有电脑、打印机。左边贴墙有一排五层的新式书架，右边则是以前用的可以移动的活动书柜。书架的中下层一律整整齐齐地码着书籍，顶层则摆一些笔筒、砚池、瓷瓶之类。不是附庸风雅，因为这些东西除了实用之外，还是固化了的历史。它们和书籍记载的历史相得益彰。平时我在书房里读书、上网、思考，时不时也写点东西。虽安坐于房内，却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正感知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不是妄说。有时读书累了，就去房子下面的林荫道上走一走，仿佛这林荫道就是书房的延伸。

看着现在的书房，有时也不免想起以前有关书房的心酸往事。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校在教室隔壁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子，应该不足10平方米，摆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后，也就没有多大的空隙了。被褥和浆洗的衣服当然是堆在床上，而书籍则只好码在办公桌上。办公桌上实在码不下了，就去学校厨房里找一个装菜用的篾篓子，把书装好后，塞到办公桌下。有时来个客人，要在家里吃餐饭，那就要将办公桌上的书挪到床上，腾出桌面来摆饭菜——是不是也就应了那句话：在读书和吃饭发生碰撞的时候，读书往往是要给吃饭让路的，因为物质是基础，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啊！那时，房子里有个摆书桌的地方就不错了，且不说书桌的功能有一半是饭桌，当然这个时候去谈“书房”这个话题绝对是一种奢侈。

上世纪90年代，我换了一个学校。学校给我两间旧房子，其时我已是四口之家。学校的意思是，给你们一个住的地方，至于备课、改作业，学校有教研室。条件就这么简陋，还谈什么书房啊。那时学生不寄宿，晚上也不自习，当然放学后教室也锁门熄灯。怎么办呢？我女儿正在高三，晚上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我也想看点书，写点东西。于是，我想到了学校教研室。每到晚餐后，女儿背着书包，我也提着书籍文具来到教研室，这里灯光亮堂，桌面宽敞，环境安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去处。女儿在攻她的数理化，我则认真地备好课之后，腾出时间来给我市著名作家鲁之洛先生的散文集《心中升起一片彩霞》写点评，也还要给一些报刊写点文字——如果这也叫书房，那就叫“教研室书房”好了。

本世纪初，学校新修了一栋教学大楼，除了有专门的年级办公室用于老师集体办公外，在每一间教室后面都配有一间几平米的小房子，用于放置各班打扫卫生的工具。在年级办公室办公，备点课、批改点作业是可以的，但要写点东西，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清静的空间。我把工具室整理一番，硬是塞进了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和一条凳子，用一个插线板从教室把电引进了我的“工具室书房”。尽管在里面只要一起身，迈开一步，就可能碰到扫帚、拖把或铁铲，甚至有时扫帚、拖把还会发出隐隐约约的霉味，但我不以为意，还觉得挺满足，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里，我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除了完成教学应该完成的任务外，还用“定稿纸”一笔一划写出了两部共70万字的长篇小说，接着又根据武冈的《抗日战争纪实》试着写出了电影剧本《铁血城墙》，并发表在全国的明星刊物《电影文学》上。

2012年，邵阳市二中110周年校庆，我虽然退休了，但学校还是聘请我去编辑《校友录》和几本小册子。我非常愿意。因为学校不但专门设立了一间“校庆办公室”，还在“办公室”里配备了两台电脑。这为我的工作插上了理想的翅膀。白天，我去邵阳市档案馆、松坡图书馆、邵阳市工会图书馆、邵阳市党史办搜集与邵阳市二中有关的资料。在这些“馆”里，面对琳琅满目、纷繁复杂的资料，我或抄录，或拍照，或借阅，晚上回来，坐在电脑面前再细细整理。一本《校友录》遍记了邵阳市二中的所有学子，一本《百年讲坛》记录了邵阳市二中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讲话精髓。就在这一间学校为我配备的“书房”里，我还塞进“私活”，利用电脑，把我近几年发表的文章编成两个集子，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这也算一点成果的话，那么，这个“成果”首先要归功于“校庆办书房”。

古人一直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国家也动员“全民阅读”，因为一个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进步的民族。至于说“书房”，只要有一个安身立足的地方就行。一旦你和书籍这个最永恒的朋友、最智慧的老师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书房是豪华还是简陋就真的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