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梁公启超先生有疾，腰疼，便血，去协和医院就诊，机器咔嚓咔嚓老半天，诊断结果是左肾有黑斑一处，其病叫左肾患结核，西医意见是，须开膛破肚做手术；梁公有好友，叫肖龙友，时称“四大名医”之首，肖医生望闻问切，笑嘻嘻告诉梁公，无大碍，用不着去挨一刀，良药苦口，喝点苦药，可也。

肖先生四大名医，挺权威的，奈何他是中医。西风东渐，西医以强势风力，猛刮神州大地，上层阶级尤是不信中医信西医，中医都是挨骂的。梁公也渐不信中土，转信西洋，不听肖医生话：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病人死病房，死得其所，何惧之有？这话有梁公幽默，有梁公旷达。1926年3月，梁公交了一笔钱，请人宰一刀。主刀者叫刘瑞恒，时任协和医院院长呢。

不是西医不行，西医是很行的，但再行也会出情况的，比如会不会误诊，谁也说不准。梁公下了手术台，在医院再养了些时间，出了院。不知何故，龙体空瘦，左肾疼如旧，再去检查，出问题了，问题蛮严重：左肾右肾，该割的没割，不该割的割了。

这是一个要命的医疗事故。梁公英年早逝，与此手术大有关联。想来，是可以来一场大医闹的了，大名人如梁公，居然也被割错了腰子，不赔百万千万，这事了不了。梁公却是一句索赔话都没说，且一再说，此非手术出错，更非医疗事故，医生只可治病，不可治命。富贵在天，生死有命。尤奇者，梁公居然给医生大唱赞歌：“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梁公将这次医疗事故，替医生替医院遮掩过去，不追其责任，反而为其摆功，这个，不仅是梁公人品高尚，不打“油火”；梁公更深层次之虑是，不能因此而阻断西洋之术在中华之畅行。西医在高知与高官等高层中，已是神医，而在中下层，依然被视为奇淫异巧：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我患中国病，不看洋医生。看西医的，都是卖国贼。

梁公为使西医不受干扰，特地隐瞒了这个医疗事故，不为反对西医东渐者提供口实。梁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西医，让西医造福国人。梁公在《晨报》著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曰：“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进步之障碍。”梁公其情可悯，其心可赞，其德可歌，其宏大叙事尤可敬佩，如果要颁发西医推广奖，梁公奖次当得定特等，方对得起梁公为西医付出的生命代价。

梁公在西医推广上要打个大红勾，却当在真相追寻上打把大红叉。这事上，梁公是好推销员，却不能算是好政论家。推销员是，只向人介绍产品之好，之大好，之大大好，从来不说这产品有甚缺陷，有何短绌；好药，可以列出百十种神效，只是，是药三分毒，再好的药，也得明确列出其副作用才是。

梁公要推广西医，仁心可赞，而其推广西医之手法，却有可议处，西医也好，中医也罢，各有利弊，各有好坏。要推广西医，只能说西医之好，之利，从不说或不准说其弊，造成医疗事故也百般掩饰，此举应是不负责任的；反之，拥护中医，只准说中医神效，不能说中医弊处，更以此来检验爱国与卖国，也是混账。

推销员之流，要卖货，卖产品，天花乱坠，花言巧语，说谎是其职业习惯；而如梁公，不是推销员，而是政论家，政论家第一品质是真相公信力。政论家自降身价，当推销员，急火攻心，急吼吼推广一种思想，只说好，只说其神效，不说弊，不说其副作用，自个在上面栽了跟头，也认栽，不但认栽，还以挨宰当栽花，红肿之处，在其生花妙笔下，也是艳若桃花。自然，更不允许他人说三道四了。他人若说了这技术不成熟，若说了这体制有小漏洞，那简直让他如丧考妣，如戮老祖，“若单个遇到你，我会操刀杀了你”（抄自某群之某杂文家发言）。

梁公或没有自作圣人之意，其内心深处，未必有愚民之心，却多多少少有点不相信民众，不相信民众有判断力，西医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将利与弊，都端上桌面，民众或许会犹豫，会权衡，西医推广或稍有迟滞，但西医是技，非道，其利弊，凡眼看得见，凡手摸得着。

时代行进于今，群众眼睛真是雪亮的，群众掌握真相的渠道不只有你那只喉管了，你还那么自当推销员，愚不了民，你只愚得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