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扶贫政策、资金资源落地的最后“中转站”。村官一旦发生蜕变、滑向腐败，将会直接侵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公开曝光了2016年1月至8月全国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突出的问题325起，其中，约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

小村官成了大蛀虫，扶贫款成了唐僧肉。村官贪腐集群化、普遍化出现，就成了值得警示的现象问题。

有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比如陕西省纪委2015年查处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3711件，党纪政纪处分4082人，移交司法213人，2320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受到查处。用地方法院的话说，基层政府干部、村委会成员在退耕还林、征地补偿款、惠农补贴发放等工作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

数字只是冰冷的，故事才是悲情的。在“村官”涉腐问题的背后，尤其是扶贫村，当真是“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村级职务犯罪，看起来是“微腐败”，后果和影响却不容小觑。

扶贫村成了贪腐“重灾区”，论说起来，它是基层治理结构和权力生态的病征。但具体而言，无非还是下面几个肇因使然：一是财务制度混乱。财务管理不严、账目清理失范，没有审批、不讲规矩，时常有“白条”记账、“假票据”入账等情况发生。二是村官权力过大。村级民主议事机构和议事制度被少数人架空，原则和标准就成了个别村官的随心所欲。此外，任性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基层纪检监察等专门性机构缺失，也导致村官问题久拖难决，最后，骄纵了不少涉腐问题的发生。

一切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责权利失衡的问题。在行政构架简政放权的今天，村级组织却应该大力“加压”并“限权”。一方面，对扶贫等款项的发放与使用，要加大审计及纪检监督的程序与力度；另一方面，以民主机制制衡少数“村官”的集中权力，密织“限权”笼子、畅通举报渠道，让村情民意能在村官之外，有更畅达的上传通道。

善政与善治，最终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必离不开基层自治组织与权力部门的法治作为。于此而言，反腐只是治标，制度建设才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