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编辑、记者，又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还头上挂着一顶湖南师大特聘研究员的帽子，不是和我亲密接触过的人，无不以为我的字写得特别漂亮。然而不是，我的字不用奇丑无比来形容，也当算是很难看之类的了。因为字写得不好，所以至今为止，我都没有记过一本完整的笔记。也因为字不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花重金购置了一台电脑，从此便以电脑代笔，开启了自己的遮丑时代。

这一生真正认认真真地练习过写字的时光只有三年，也就是小学一到三年级。虽然那时我们每天只上一上午的课，所练写的内容也都是一些口号，但我的字一笔一画都还写得不错，也得到过老师的表扬。三年级开始上作文课，也许是这方面有天赋，我的作文得分都很高。我们那时上作文课是两个课时，前半节是老师讲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写，后半节就是自己写作。四年级和我同桌的同学叫周树和，这家伙字写得又快又好，唯独一写作文就头痛。我呢，字虽然写得还可以，但却是一笔一画地写，速度很慢，因手跟不上大脑的思路，人就显得十分难受。于是我们俩决定取长补短，由我用最快的速度以同一个题目写两篇不同的作文，他则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和他自己各抄写一遍，而且字迹还不一样。如此“狼狈为奸”，我们一起合作了两年半的时间，直到小学毕业。因写字赶，小学毕业后，我的字便成了龙飞凤舞、横七竖八的样子。读高中时，和我坐一桌的同学叫刘智博，这家伙和周树和一样，字写得不错，但也是个一写作文就头痛的货。于是，高中两年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再次“狼狈为奸”的搭档。

在武警部队，我参加过湖南省首届民警文体骨干培训班，又是《湖南公安》杂志的特约记者，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过不少的新闻作品。回到地方后，我到县广播局报考广播站的编辑兼记者。被录取后，当时的局长找我谈话说：“小伙子，你的各类文章写得不错，修改的稿件也很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但你的字写得太不好看了，进来后要好好地练一练哟。”作为编辑、记者，我自然懂得字一定要写得好看，也很想把自己的字好好地练一练。但那时每天的工作量很大，要写的东西太多。一赶，也就无暇顾及字的好坏了，只是相对以前写得稍工整一些，以方便播音员认读。

字写得不好，面子上总感觉过不去，总想在名人中拉几个字写得和我一样的来为自己寻求心里的平衡。我见过沈从文、巴金等一些大作家的字，感觉他们的字比我也好不了多少，特别是我曾崇拜的偶像作家王朔，字写得和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差不多。由此我就想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为了让写字的手能跟上自己大脑的思路，所以才没办法去在乎字的好丑了。这些大作家的字写得不好，文章却是十分了得，依然受到大家的崇拜，所以也就没有谁刻意在乎他们的字写得好或不好。这也许就是我们说的“孔夫子不嫌字丑”的缘故吧。虽是阿Q的心态，但每每想到有这么多的大作家的字写得也不过如此，我心中的那份自卑还是多少释然了一些。由此也增添了一些胆量，所以偶尔也会理直气壮地拿起毛笔写几个字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这些字多是我从写的五六十张纸里挑出来的最好的一张。挂在墙上的是自己的字，我欣赏时多少有点自我陶醉。不懂道的朋友看了多是一脸懵，不知是哪位大师所写。而懂道的朋友看了，总是笑着对着我说：“挂在自家可以，挂在自家可以。”那意思很明了，就是挂在外面不妥，最好别去出洋相。

字写得不好其实是件很不幸的事，因为字写不好，作为一生与文字打交道的我，心中的那份汗颜与自卑是长久的，工作和生活中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如上所述，我一生没留下一本完整的日记，一本完整的工作笔记，很多重要的工作及人和事，也都只能凭记忆记多少是多少。尤其难堪的是在一些必须动笔写点什么的公众场合，脸总有点挂不住，心中的那份忐忑只有自己知道。

字写得漂亮就如同人长得漂亮一样，是件很好的事。我很多的同事和朋友的字都写得相当不错。他们闲着没事的时候，都喜欢练练毛笔字。这种爱好，既让他们远离了不良嗜好，又起到了修身养性、锻炼身体的作用。字写得好，逢年过节可帮别人写写对联，遇到客气的主，还可能接到红包。对这些同事和朋友，实说，字不好的我是羡慕嫉妒恨的。

工作时字没写好，退下来后一直想好好练练字。每年都买了一些教材，也在网上报考了一些书法班，但心一直静不下来，所以至今还没认认真真地学习和练过。以我这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性格，估计今后也很难继续下去。丑字一生，也许就是我今生的宿命。今天写下上面这些文字，就当是自己给自己的“字”写的一篇墓志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