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4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从我家对面一里远的山上来了一路当兵的，院子里人以为是国民党兵，个个吓得要死。父亲见识较多，就对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怕，那是解放军。”

解放军越来越近，我以为他们只是路过这里。然而，他们径直到了我家。父亲热情迎接，并对二叔、满叔说：“把厅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开，把地面扫干净，把板壁擦干净，把好晒席拿来摊好。”父亲又招呼我母亲去摘篮菜来。父亲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搬来土砖，在屋前坪里砌了个灶……

我在里屋伸出头，看着外面热闹繁忙的情景。我想数数我家到底来了多少人。他们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出出进进的，我一直没数清。傍晚，解放军在坪里开饭了。我看厅屋里一切整整齐齐的，枪整整齐齐斜靠着我家、满叔家一边的板壁，捆扎得方方正正的被子整整齐齐摆放在晒席上。

第二天上午，有个解放军战士坐在坪里的春凳上，对我喊：“小鬼，我问你个事。”我有名字他不喊，他喊我小鬼，我很不乐意。但他讲要问我个事，我很高兴。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他要我坐在他旁边，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张小兵。”他说：“这名字起得好。”他又问：“你几岁了？”我说：“四岁了。”同时伸出四根手指给他看。他把我的手放到他的手板上，说：“你的手好小。”我说：“我爸爸的手比你的手大。”他笑了，又问：“你今后想干什么？”我说：“当解放军。”他说：“好！那就跟我去吧。”我说：“不，等我长大了，能打敌人了才去。”我问他：“你打过日本鬼子吗？”他说：“打过。”他把打日本鬼子的事给我讲了很多……

我记得解放军战士在我家住了四五天，他们每天出早操，其他时间不是开会就是操练各种射击动作。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没看到解放军战士了，厅屋里、坪里恢复了原样，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埋怨说：“解放军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从两岁记事起，就认识到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哭。我想哭，但我这次没有哭出来。过了几天，父亲从外面开会回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驻扎在我们家的那批解放军打了大胜仗。”他没说战场情况。我却想象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去当解放军。

我7岁那年，开始读小学了。我读书认真，学习刻苦，即使生病也从不缺课。后来，我以优异成绩考上新邵二中。去那中学要爬过一座高山，我常打起赤脚，踩着“火石子路”爬到顶，然后飞奔到学校。有一年，我双脚脚后跟生了冻疮，且已经溃烂，把袜子都粘着了，母亲给我把袜子剪烂才脱下。我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接着考上了大学。有人问过我：“你如果没考上大学，也是去挖煤吗？”我说：“不，我要去参军……”

我大学毕业后，被选拔去部队，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当我穿上军装时，我就下决心要干出个样子来。刚进部队，我们的任务是建广州军区造纸厂。从进场开始施工起，我就有“向王杰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不管工作多苦多累，我都使尽全身之力去干，几乎天天我都得到表扬。

刚干几天，我就得了急性肠胃炎，泻得人瘦了，饭也不想吃，全身无力。但我做到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坚持和战友们一样干。有次半夜，连长要我去炊事班挑饭。我空着肚子把饭挑到工地，坐在地上就倒下了。只听到连长说：“大家轻点，让他睡一觉。”当我醒来时，太阳老高了。我立即爬起来投入施工。晚上，班长要我不到工地干，去河边捡、挑石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那年，部队搞了八一建军节联欢，我连出演了以连长和我的先进事迹为题材的花鼓戏。

经过两个多月加班加点抢建，广州军区造纸厂于当年10月1日建成投产了。随即，我们转入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我很争气，样样都是“优秀”。年底，通信员告诉我，团部给我家里寄去了喜报。但家里几次来信都没提收到喜报之事。

我离开部队后，被分到绥宁县工作。半年后，我回家，问了父亲：“驻扎在我们家的那批解放军战士，没有一个留下姓名和家庭地址？”父亲说：“没有，他们只是‘霸蛮’给了我一些钱。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一点。”我说：“如果有，我要去找他们的，带他们来我们家。”

我在绥宁县的十来个岗位工作了三十多年，多次被评为先进、优秀，还多次立功。我工作忙，只回过几次老家，从没听母亲谈起喜报之事，我也没问。五年前，弟弟翻柜子，发现了喜报，告诉了我。母亲为什么不把收到喜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呢？我猜，她知道我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肯定在部队吃了苦、立了功，才得到这么一张喜报。而母亲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她只是默默地给我珍藏着。

今年我回家，看到了这张五十三年前的喜报，已经破烂不堪，惊喜和失落一齐涌上心头。

(张人杰，曾任职于绥宁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