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间，一条平整的公路穿越一片片绿野农田。要是站到高处遥望，这路很像一杆大秤摆放在那里。天地之间真有秤吗？有。这是绥宁的朋友肖世群跟我说的。

我四十岁那年，经熟人介绍，加了绥宁县苗乡友人肖君的微信，我们都喜欢文字。有次去绥宁公差，我们第一次见了面，好像老朋友一样，没有陌生感，聊了几个小时。肖君是个文学老青年，写得不多，出手不凡，小说在《文学界》杂志发过“头题”。后来写得更少，但对文学关注多，能跟你对谈相关话题，不落俗套。肖君能看轻，反得到了文学上的愉悦。

肖君先在司法部门工作，后去编纂地方志，使他更多、更近地走入当地的民情。我问他，苗乡那些传统的习俗现在传承得怎样？他说，外在的东西倒不讲究了，内在的东西，多是入骨了的。

他说，比如往来的礼节，是不敢随意的。举例说吧，老母亲去世，舅家人会来悼念、行礼。不拿钱，要换购成物品，用苗乡的木架子抬着，习称“抬货”。农野公路上经常看到一行人抬着两架三架，五架六架。我说，好热闹，娘家人礼性厚啊。他答，你想错了，不是抬得越多礼越重，反是越多越轻。

为什么呢，我听得很是不解。肖君说，你是文化人，你想想，苗家人为什么这样行礼？我说，是装门面，送礼人还要拿回去的？不是，他笑着说，这“抬货”是称主人家的轻重呢，因为要加倍给舅家回礼，不然全乡唾骂。当然，舅家人也是讲情理的，你善待老人，他们就送得轻，象征一下；你不孝敬老人，关爱不周，舅家人要惩罚你，还热热闹闹，使你下不了台。

我觉得十分新奇，苗乡人确有智慧，一举二用，举重若轻。

肖君大我七岁，会讲我家乡洞口县的方言。他母亲是我们那里的人，这让我们又走近了一步。他到哪里都带着一顶帽子。我说你能不能把帽子取下。他取下了，原来已秃顶。他说是为了给别人留个好形象才戴。跟我在一起就不戴了，我们之间不必讲究。

后来每次去绥宁，或者肖君来邵阳，我们都要长时间地喝酒聊天，半夜还待在宾馆，聊着苗乡的风俗。他善谈，有趣味，跟谁都谈得来，什么话题都接得上。他是憨憨的性格，不抢话，能倾听，适时插话，娓娓而谈。和他在一起，你能感觉到自己在他心里有分量。

有次他去毛泽东文学院插班学习，几天时间，班上四十多个同学都主动结识他，跑来跟他说话，有的比他小二十多岁。他能把每个同学的名字叫得出来，还给年轻人改稿、荐稿，甚至借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办事。反正，你在他跟前，心里是舒服的。

我对写作纠结太多，没有他那份轻松和淡定。有一次，一个心仪的刊物撤了我一个上了版的稿子，我几天没吃好饭。他说我看太重，所追求的超出了文学本身，稿子分量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写得好，是不用发愁的。

有次我问他，你们苗乡人怎都这么简单通透？他说，可能在山区吧，都有敬畏心；就说那“抬货”，像是一杆秤，能检测一个人的举止；所以不要多想，简单一点，认真做过，大家都心里有数，呵呵。

我们这样说说笑笑交往了八九年。去年六月，他来市里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喉咙嘶哑了，说话吃力。我们照了相，没多说话，后来也没问候过他。去年国庆假期第五天上午，有文友说肖君昨天去世了，喉癌，发现已是晚期，没跟人说。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个文学群发出了悼念肖君的信息和图片。甚至还看到，他毛院学习班的同学纷纷约起，驾车或租车从四面八方赶往绥宁。有个女同学，还写了一首长诗。我读了几遍，泪落屏幕。

悲伤如河流漫过，我一身惆怅。我将消息告知另外两个好友，有一个是肖君原来单位的上级同事，她听了突然哭了起来。商量后，我们托绥宁县的朋友转去哀悼和对他家人的问候。

过了一周时间，肖君的上级业务单位的领导肖兄打来电话，说肖君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他们都忘不了，觉得我熟悉他，希望帮写一份模范材料，他们往省里报送。我赞同他的想法，但不想写，我写不下去。

一个普通的小县城的职员，没有显赫的地位，去世后却被这么多人惦念，甚至离得很远的人为他歌、为他哭，他靠的是什么？我想起他讲的天地之秤的故事。我相信了，天地之间是有杆秤的，无声无息地称量着每一个人，谁也躲不过去。

肖君是能经得起称量的，不怕你再多地“抬货”。在他面前，我也清楚自己的分量，他就是一杆秤。 (邓跃东，任职于市交通运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