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一直对“文字游戏”乐此不疲，但父亲的身影却很少在我的文字中出现。不是不爱，而是在我心里，我无法用简单的文字将父亲对我的爱叙述清楚。

都说“严父慈母”，但在我家里，是典型的“父慈母严”。从小到大，我就喜欢父亲比母亲要多。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没打过我，甚至很少骂我。我从小体弱多病，用父亲的话说，看着我那柔柔弱弱的样子就不舍得动手碰一下。

父亲十几岁开始当兵，复员后被分配到省城的一个水电建设工程队。那年，我6岁，到了城里孩子该入学的年龄，父亲便毅然把我从家乡接到了省城（母亲依然留在家乡），挑起了既当爹又当妈的担子。不久，我患上了慢性肾炎，这种病，在当时尤其在小孩子中并不多见。父亲背着我穿梭于各医院，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抓了一副又一副中药。遵照医嘱，我听话地吃了将近半年的中药仍不见好转，父亲便开始四处打听偏方。那段时间里，我眼看着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

偶然中，父亲得知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有个婆婆治这个病有一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背着我，转了一路又一路车，问了一个又一个人，终于到达那个地方，接过老婆婆递过来的一大袋草药。那几十副药真的起了作用，反正在吃了那些药后，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好了。

父亲读书不多。那时，因为家里贫穷，他不得不放弃初中学业。所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与弟弟能够学有所成。那年，我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第一次，见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握着那张薄薄的通知单，看了一遍又一遍。

学校就坐落在美丽的资江畔，教学质量好，管理制度严，但食宿条件特别不好。米要自己带来，每月定额15公斤。带来之后，还要送到食堂称好，然后再到总务处办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后，才能拿到那张写有自己名字的就餐登记卡。

送米时间规定在月底的最后一天。所以到了那一天，在食堂的那台磅称四周，常常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一些小个子的女生，明明站在前面，常常挤着挤着，又被挤到了后面。能拿到那张就餐卡，对于当时那么单薄的我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每到月底，父亲总是手上提着一袋装有各种小吃的网篓，肩上扛着大米来到学校。

那时，新邵县城的资江上还没有桥，连接两岸来往的只有一艘破烂不堪的机帆船。下了船，是一条两米见宽、几十米长的码头。从码头上岸再爬上97级台阶，才能到达通往校园的路。那段通往校园的路，一遇到下雨，便会泥泞不堪。这段对我来说最难走的路，在父亲眼里却是最有希望的路。走在那路上，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可我，最终还是辜负了父亲，未能挤进大学的门槛。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这一生最对不住父亲的地方。

父亲一辈子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要求我们姐弟二人也这么做。

父亲在司机这个枯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对待车子，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常常一有空就抹了又抹。别人同时买的车快报废了，他的车却还像新的一样。或许是职业的关系，父亲为人性情温和，从未与人红过脸。回到家里，他总是第一个冲进厨房，包揽一切家务活。

他的勤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记得我到单位报到的前一天，父亲就对我交代了又交代，说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绝不能干损害企业利益的事情，绝不能给企业抹黑。现在，我与弟弟虽不说是企业的顶梁柱，但我们都秉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用智慧和汗水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所有的情感从不表现在语言上。就连小时候我们获得各项奖励，他也从不轻易表示赞扬，只是爱不释手地摸着那些烫金的奖状，然后喜滋滋地把它们挂在墙上最醒目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表达情感的人，感情却很细腻。

后来，我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波澜不惊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疲乏或窒息。久而久之，我的心情就像餐桌上的那杯苦咖啡一样，越放越凉。父亲也不言语，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的冰箱永远会被父亲塞得满满当当，那把用了几十年的菜刀总会被父亲磨得锋利无比。在父亲那里，无论我多大，一直都是他掌心里的那个宝。

当我好不容易走出那段艰难的岁月，工作越来越顺利，日子越过越美满，父亲却病了。我们谁也没料到，病情会来得如此凶猛，还来不及等我们好好尽孝，可恨的病魔便夺走了我们最亲爱的父亲。

我从未当面向父亲说过任何煽情的话语，但在心里，却总想对父亲说：“我很幸运，做了您的女儿。”

（谢丽英，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