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邵阳日报》结缘，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那时候，我们村的村委会没有办公场所。记得我读初二那年，村委会把我家作为临时村部，因我家是村里最早修红砖房的。村里开大会小会都放在我家里，订阅的党报党刊，邮递员也差不多隔天就往我家里送。

村里订阅的报纸主要有《人民日报》《湖南日报》，还有一份小小的对开四版的《邵阳日报》。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一个信息闭塞的山村少年来说，能免费读到那么多的报刊杂志，的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慢慢地，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视报纸为知己。放学一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口气要把当天到的报纸读完。即使去野外放牛，手里也要拿着一叠报纸。

上初三以后，我在学校住宿，不能每天与报纸为伴。于是，每个周末回到家里，我就把自己喜欢看的新闻和文艺副刊上的美文剪下来，贴在剪贴本上，然后带到学校，每当早读或自习课时，就拿出来细细品读。读得多了，潜移默化，发现身边有新鲜事时，也想动笔写出来，于是试着投了几篇给报社。可是最初的投稿都石沉大海，但我并未气馁。读高二时，我写了一篇学校打破惯例、开展学生评老师活动的稿子，冒昧地寄给武冈县委（当时还未县改市）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刘兴华老师，并写了一封信，请他教我如何写新闻稿。

几天后，刘干事突然来了我们学校，在校长办公室，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的来信和稿件我都收到了，今天是专程来补充采访的……”

又过了几天，《邵阳日报》在二版刊发了这一文稿，最后还署上了我的名字。虽然只有两三百字，典型的“豆腐块”，但我受宠若惊，如获至宝，拿起报纸在班里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从此，我更加喜欢看《邵阳日报》，更喜欢这张自己身边的报纸。

高二暑假时，我收到武冈县委宣传部寄来的通知，让我参加由邵阳日报社在县里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这次培训，我收获不小，不仅懂得了新闻稿的写作结构和要素，还认识了一批编辑老师。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更加痴迷于写稿，一年下来，竟然有十多篇稿件在《邵阳日报》和武冈电台上发表，并且还被邵阳日报社和武冈电台聘为通讯员。

高中毕业后，凭着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名气”，我当上了中学的代课教师。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写稿，几年下来，收获还真不小。我所教的班级语文，每次参加全区学期统一考试，都名列前茅；同时，我又参加了成人高考，顺利地拿到邵阳师专的大专文凭。而最令人骄傲的是，我在写作上也结下了许多“果实”：先后在《湖南日报》《邵阳日报》等刊物发表各类稿件近百篇。1993年、1994年，我连续两年被邵阳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1995年8月，我南下粤东，到一所中学教书。尽管工作没变，但环境变了；尽管我每天可以读到南方的各类报纸，但我对《邵阳日报》的情感始终未变，且思念之情更加浓郁，因为《邵阳日报》曾经给了我滋润，给了我力量。于是我冒昧给报社通联部的邓苏金老师写了一封信，请她每隔一段时间给我寄些家乡的报纸。没想到，邓老师很快就给我寄来了报纸和回信。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身在他乡的我，也能经常看到老家的报纸，可以了解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紧密联系的感觉非常亲切。

40年来，我的人生几经变化，从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年到人民教师，从开发区小报记者到机关文秘人员，再后来又长期负责开发区的新闻宣传工作，成为报社的“编外记者”。尽管工作纷繁复杂，但我还是会偶尔拿起笔来，把对家乡对故土的思念转化成文字，《远去的乡愁》《回家的路》《黄桑深处有人家》《南方有个大牧场》等散文，先后在《邵阳日报》副刊上发表。每当我回到老家，只要一看到《邵阳日报》，我都会双手捧起来，满怀敬意与温情地阅读。

（林彰永，武冈人，任职于广东惠州大亚湾开发区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