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理念实际上是儒学的一个基本特征，魏源的经世致用理念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对那个时代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回应，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倡今文经学，从学统入手，解放思想，从学统来影响道统和正统。学统在学术思想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能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波澜、引起关注、引起思考。学术是和政治和社会连在一起的。从什么地方入手？从今文经学入手，它本身既是学术，也是对现实的关切，也是对现实应对的智慧。因为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春秋》学说，它很重要的特点叫做微言大义，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我是讲这个文字背后的含义，甚至于文字本身没有提到这个意思，但是我从里面可以阐发出这个意思。所以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说给学术带来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议论的空间。见微知著，使学术开始走出那种僵化沉闷的局面，这个经学维护了儒家学说的大框架。

第二，向“常州学派”学习，有学术创新。魏源跟陶澍比，跟所有这些朋友比，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学术性。学术上他并不是独创，他是向常州学派学习的。常州学派是晚清的一个新的学派，这个学派提倡今文经学。最初提倡今文经学的这个人叫庄存与，他并不一定是要改变现实状况，他是乾隆的老师，后来不做老师了，回来后他做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后边还有一个叫刘逢禄，刘逢禄的学问比庄存与做得要好。第三个阶段就是龚魏，龚自珍和魏源。两人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倾向，这个时候他们把别人已经做的学问加以改造。魏源在跟常州学派传承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学问，叫古微学，就是从最古的典籍里去寻找微言大义。他把古微这种学问作为入世经世的桥梁，作为议政改革的理论依据。魏源的古微学实际上给了他在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安身立命的资格。

第三，深受江浙文化中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拓宽丰富了他的思想。魏源十几岁就离开了湖南，有37年时间在江浙，最后在那边逝世。他的思想其实受江浙一带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在那个地方就创立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氛围。另外，魏源在江浙看到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状况跟湖南不一样，那边更开放。而且，道光年间，英法两次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他做裕谦的幕僚在宁波打仗，打完仗以后俘虏了英军，最后就派翻译和官员一起去审问那些英国人的俘虏。魏源在旁边听，在旁边记，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夷”有了了解，他对沿海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有感觉的，这些思想影响了他。还有就是浙东史学的影响。浙东史学是有流派的，这个流派主张“史学所以经世”，用史学来说现在的事儿，古为今用。

第四，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双重熏陶，开阔了他的眼界，具备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宽阔的政治胸怀和远大的历史眼光。所以他既有湖湘文化里的理学基础，也有湖湘文化特别是从王船山延续下来的实学经世观点。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师从溆浦学者严如煜，严如煜是岳麓书院的杰出学者。严如煜的经世主张和实践在湖南是颇有影响的，在岳麓书院也是颇有影响的。魏源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受严如煜的影响。19岁那年，魏源去岳麓书院读书。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叫袁名曜，给了他很多个别的辅导。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大概不到一年时间，但是他在邵阳和湖湘经世学派的联系，是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他到了江浙后，自然而然地跟湘籍名人陶澍、贺长龄、汤鹏、唐鉴、欧阳厚均、李星沅、黄冕等交往，跟这些人耳濡目染，他得到的文化实际上是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所以他的思想高于江浙的文化，也高于我们湖南原有的文化，从而形成《海国图志》开放的思想。

第五，魏源的经世致用理念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他以自己亲身实践为基础。他做过几个大官的幕僚，参与过盐税制度改革、漕运到海运的改革，制定过军事方面的东西，参与过堪舆方面的调查，参与过俘虏的审问，他的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对中国的政情、对社会情况是相当熟悉的。这个跟王船山不一样，王船山是躲在深山老林搞了四十年，所以船山基本上是一个哲学的高度、历史的高度。魏源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他那个生活环境的特点和他个人的经历的特点。所以他的学问出来以后很接地气。越是接地气的东西越容易传播，越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他个人的魅力，也是他观点的力量所在。

（作者系著名湖湘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