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我看过的《陈寅恪语录》一书中发现只有红杠，没有批语，就评论说：“看得很认真的，但缺批注。”

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我上大学那会，曾经在图书馆的《培根论人生》中作了不少批注。大概几个月之后，一个低一届的同学碰巧也看到了这本书。那天，我们在政教系的教学楼大门口相遇。他郑重其事地叫住我说：“你是不是在《培根论人生》上写了不少批注？”我惊讶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他平静地说：“学校除了你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批语？”然后我就说：“的确是我。不过这么大一个学校，你居然一下就想到是我，这也太让我意外了！”其实那些批注我并没署名。他也从来没看过我写的字。他居然认定是我的批注，真的让我惊呆了，这就是所谓“知音”吗？

“哪天我要带钢笔和笔记本把你那些批语全部抄下来，你的那些批语太有意思了！”他说。自此以后，我将他视作此生最难得的知音，可惜我大学毕业后居然跟他失去了联系，也对他的姓名记得不太清楚了。

在一所乡中学任教时，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些同事听我说发表了文章，一般只看看文章标题和作者署名，内容就不看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似乎看同事的文章，是一种耻辱似的，看标题和署名主要为了证实作者是不是我。校长只笑着说了一句他信奉的“哲理”：“自古文章一大抄。”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深，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知音”之难得，也就让我更加怀念我的那位大学的知音校友了。

我这位知音同学，去图书馆看书，一向都是不背书包不带笔和本子的。我至今依然记得他那两手空空，洒脱行走的样子。我在高中时也不喜欢做课堂笔记，为此有次还被数学老师臭骂一顿。不习惯做笔记，这应该跟我写字慢、丑和吃力有关。老师骂过我之后，我再也不敢不做笔记了。也不知道做笔记这个习惯到底是好是坏，反正我觉得做笔记妨碍听课、思考和记忆。

（潘璋荣，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