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1日《大公报》“杂纪”栏载有《蔡松坡轶事》一文，共两节，言及两事，一谈蔡锷在乡之产业，较详细；二是谈蔡锷家族，较简略。此时距蔡锷逝世不足半年，从其中细节来看，所记当为可靠。

“轶事”称，蔡锷在乡遗业有三处。一是半节木屋，系祖业，为婶母与之共有。原是一栋，因“风雨飘摇未及修理”，便只剩下半节，现为婶母独居之所。二是两进茅屋，这是蔡锷的父亲蔡正陵所开门面，在武冈山门（即今洞口县山门镇）。此屋虽说是两进，但其实只是几间简陋的茅草屋，“茅茨土阶，不让尧居也”。三为租谷五十石。蔡锷在广西时所置一处地产，“在县城（指当时的邵阳县城）附近”，租谷为蔡母王太夫人之“膳产”。以前蔡锷母亲租居“雷宅”时，便以此租谷为生，只是听说这处地产还属于“典业”，或未过户。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

关于蔡锷家境之清贫有一个说法，流传颇广，是说袁世凯在1915年末称帝后，曾下令邵阳县令查抄蔡锷家业。县令回禀，“蔡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无可查抄。此说词在常人看来总觉得难以置信，多以为是县令因同情蔡锷而对袁世凯的塞责之词。今从此“轶事”所记来看，“片瓦寸土”之说，言辞虽嫌夸张，但大体情形还是相符的。三处产业中的半节木屋，系祖业，且为婶母与之共有，现为婶母独居之所，是不能查抄的；两进茅草屋，简陋至极，查抄没有意义；第三处地产为蔡母一家谋生之资，不过为五十石租谷，查抄又于心何忍，更何况这处地产的产权并不明晰。蔡锷身居高官，家境如此清寒，可见其为官之清廉。

第二节谈蔡锷的家族。说蔡锷家族连同男女一共不过百数十人，原聚居于“宝庆城北五里之北港河”，均务农，到蔡锷兄弟时才开始出现“读书种子”。“宝庆城北五里之北港河”，当即民国十八年（1929）《邵阳蔡氏三修族谱》所载之“城北担地”。显然，“轶事”此处记载比族谱更详。又说，唯有蔡锷家“久离原籍，业已三迁”，曾祖迁居东路，父亲蔡正陵又从东路迁居“武冈”。蔡氏族谱称，迁居东路是因“洪杨之变”，而城北为战场。“洪杨之变”，是指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的赖裕新、朱衣点在撤武冈围后，石达开令各路咸集，围攻宝庆。同治《武冈州志》载：“自武冈东路至宝庆南路，太平军连营百余里。”蔡锷曾祖迁入的“东路”，原属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即今大祥区蔡锷乡。蔡正陵迁居“武冈”，即武冈山门，即今洞口县山门镇及水东镇一带。

文末又称，听说蔡锷在广西时，曾有族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此人不识字，无法安置，蔡锷只得送他去学习印刷。蔡锷在广西期间，办学延请教员，多湘籍旧友，邵阳便有樊锥、毛人凤、雷飚、岳森等。蔡锷在广西做高官的消息传遍家乡，族人闻说前往投奔，但蔡锷也只是“因才施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