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1133-1180），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他见识宏博、勤勉精思、践行笃实。其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人才观，注重德行修养、知行统一的教育思想，在历史上备受各界推崇。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张栻“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强调认识和实践的互相促发；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张栻曾主教的岳麓书院，对其《岳麓书院记》中的基本理念表达了认可。深入挖掘和传承张栻的教育思想，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推进当前教育改革之所需。

“传道济民”：教育宗旨的价值取向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张栻提出“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反对掘取功名利禄的教育取向。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也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其一，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教育关系国本，在张栻看来，教育的目标既不是培养利禄之辈，也不是培养腐儒，而是立足人伦之基培养实学之能，培养经国济世之才。

由此，张栻大力宣扬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化对规范人们行为、齐家治平的重要作用。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中记载：“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在此，张栻将“明人伦”的道德教育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为学以“明人伦”为头等大事。出于对人伦义礼的看重，张栻认为所有的教育都应当以此为基。

人伦义礼：教学内容的实学特质

儒家经典的教育。张栻非常重视对《孟子》和《大学》的讲授，亲自撰写《孟子说》作为讲义教材，其序指出：“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张栻将朝廷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认为“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并指出学习儒家经典要学以备用、学以致用，要用儒家经典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学习。张栻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学习的内容，所谓“学明万事、无所不究”。伦常道德就在万事万物之中，万事万物都不同程度地蕴含并体现了“天之理”，如求仁之实，就要通过事亲从兄的具体实践来获得。学习天下万事万物，一方面将儒家道德落到实处，一方面培养应事接物的实际能力。可以说，注重实践是张栻教学内容的显著特色。

“贵于践履”：教育方法的实践品格

学思结合。在教育过程中，张栻主张学思并重。他强调阅读要有目的性、自主性，要伴随思考，“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也”。同时，思考也离不开阅读和学习，“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矣”。只有阅读与思考相结合，才不会盲从，才能培养独立创造的能力。更为可贵的是，张栻并没有把圣贤之言奉为经典，也没有盲目排斥凡人之语。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可存疑；即便是凡人之语，也可存取。张栻这种敢于存疑圣言经典的教学方法，向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当时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清新自由之风。

知行统一。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张栻主张“知行并发”，强调学习知识要“学以致用”。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知行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能深化行，知可以促进行，行亦可以促进知。张栻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即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这种务实的教育精神，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学习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学好文化课，更要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和实践参与。

张栻作为南宋士大夫，充分认识到了德育的重要性，他积极提倡尊崇师道、明人伦，以此来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并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移风易俗，极大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在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的当下，张栻的德育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传承。

（刘师健，任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