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师生,而且是第一届中师生。
1983年,正在农村读初三的我,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初中生可以考中专了!消息好像点燃了一个火药桶,在教室里炸得嘭嘭响。那些成绩好点的同学兴奋起来,好像自己马上要从“泥腿子”变成穿喇叭裤的人,可以穿着锃亮的皮鞋走在柏油马路上,噔噔噔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老师也给我们鼓劲:“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分水岭就在这几个月,加油读。考上了,鲤鱼跃龙门……”我听了,内心泛起微澜,但仍像往常一样背单词、做题目、干农活,在田野的芬芳里肆意奔跑。
没几天班上突然多出几个同学,原来是到初中复读的高中生,来挤这趟“早班车”的。光阴如水,在季节里轻轻划过,转眼间,紧张的中考来临。那些原本想走捷径的高中生,被取消参考资格,只有直读生才能考。学校选拔,公社筛考,区教育办筛考,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一关是到县里参加正式考试。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用我们当地的俗话说,没出过槽堂门,一辈子在鸡笼子面前扒蚯蚓。县城里,一切都那么新奇。
考试后,等待的时光像一根橡皮筋,在盛夏中被拉得格外漫长,我在家焦躁不安。有人说分数出来了,有人领到通知书了,可是我的通知书迟迟没到。妈妈在家唉声叹气:“考了四五场,白搭了几十块钱车费,空欢喜。”班主任听说后,特意走到我家问情况。他狐疑地说:“不应该呀,超过录取线50多分,怎么没被录取呢?”他跑教育局打听情况,原来我的档案竟然没有投递。查出实情后,朱老师气愤地骂了娘。几经周折后,改变我命运的通知书,终于到了。妈妈一副扬眉吐气的表情:“我闺女争气,这么大的公社就考上她一个。”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褪尽了平日的阴郁。父亲端起酒杯,猛灌了几口高粱烧,嘿嘿地傻笑着。
清秋时节,我正式离开老家去读书了。路上,有点泛黄的叶子,在明丽的阳光下与秋共舞,带着几分依恋离开了大树,好像此刻的我。带着满身的泥土气息和花草牛粪的味道,带着一份新奇,一份渴盼,懵懂无知的我踏进了师范的大门。三年的师范学习,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教室,是求知的殿堂。樟园,是晨读的宝地。琴房的视唱练耳,野外的素描,课余时间的三笔字练习,每个师范生都被磨练成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高手”。
1986年,中师毕业的我们,犹如饱满的种子,被撒在广大乡村偏僻的小学里。在那片土地上,稚嫩的我们,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担当起改造乡村中小学教育面貌的大任。在土砖砌成的教室里,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在楼上盖着晒簟的教室里,我捧着书,在孩子们中间慢慢走着,声情并茂地朗读。孩子们仰起小小的头,像一棵棵刚发芽的豆芽,眨着明亮的眼睛,眼里满是简单纯净,就像一个个陶罐,等着春雨的滴落。我像一艘山乡小渡船,给孩子们摇来了满河的童话,摇来了彩色的梦幻,给山村的孩子们插上理想的翅膀,让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时间如流水,载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扬帆远航,而我仍在岸边守候。回望过去的路,有青春的懵懂,有旖旎的时光,更有那山一程水一程的跋涉。唯有那颗初心不曾改变,于光阴的褶皱里更加明朗,闪着时光的波澜,葳蕤了岁月,点亮了人生。
(李云娥,邵阳县人,数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