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出生后不久，我就退休了。除了第一个月请了月嫂外，其余就是我和妻子担当起保姆的责任。儿子、儿媳都是工作非常负责的人，单位实在是离不开他们。但他们知道，有我们老两口在，小孩子的吃喝拉撒乃至文化教育就绝对不是问题。

从此，我和妻子大致分工：妻子主要负责生活方面，我则负责教育方面，理所当然地当起了孙子的陪读。

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估计孙子也不是神童。所以，我没有给孙子制订一个开发“超智力”的“识字计划”，而是一切顺其自然。从孙子牙牙学语开始，我们抱不动，就用童车推着他逛超市，逛农贸市场，但也不忘让他去书店看看——推着他在书店一排排的书架间来回走动，不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让他对五颜六色的封面有一个色彩的感知。看得多了，有时孙子会用肉嘟嘟的手在书上指指点点，甚至还咿咿呀呀，仿佛是在书上看懂了什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启蒙教育的开始。

推着童车回到我住的学校，妻子要回家做饭，我却不马上回去，而是推着孙子在学校路旁的各个宣传栏边转悠，看看彩图。有时也情不自禁读一读上面的文章，不求他听懂，只希望他对这样的文化环境有一个初步感知。然后，趁着上午学校图书馆人少的机会，我们爷孙两个去那里坐一坐。那幽静的环境，那里人们认真读书的态度，我想，孙子一定是会受到感染的。

孙子读小学了。每天放学我去接他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型书店，一路上他不像有些孩子那样嚷着要买这样那样的零食，但一定要去书店看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我同意了，毕竟“腹有诗书气自华”，喜欢书是一件好事啊。为了鼓励他读书，我有时或买一个烤饼，或一个棒棒糖，让他边吃边看——有人笑我是让孙子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两不耽误。

有一天，孙子正坐在书店的柜台旁津津有味地看书。我一时内急，就和孙子说了声，爷爷出去有点事，过一会儿就回来，你不要乱跑。孙子眼睛盯着书，“嗯嗯”两声，心不在焉地答应了。我从公共厕所回来时，只在半途中碰到一个老同事，随便聊了几句。再回到书店的时候，柜台旁边已经没有孙子的身影。我不着急，心想就这么十多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不可能跑到哪里去。于是，一边叫着孙儿的名字，一边寻找起来。但是，喊，没有人应答；找遍书店，不见孙儿人影，我急了。在书店周围又急急忙忙找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儿子：“你儿子丢了，赶快来找！”打完电话，我又仔细回想一下：他会到哪里去呢？猛然想起，我曾经带他到红旗路新华书店去过，是不是到新华书店去了？来不及多想，拔腿就往新华书店跑。

快到红旗路了，儿子打来电话说找到了。我如释重负，一边抹汗，一边喘着粗气回到原来的书店。原来是孙子在柜台旁看书的时候，来来往往的人多，觉得不安静，于是就干脆躲进柜台里面靠窗子边的一个角落里，前有射进的阳光，后有柜台及板壁遮挡行人，非常安静，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当儿子去询问售货员的时候，售货员往柜台里一指：“诺，你看那个是不是？”儿子立刻从柜台的隔板里钻进去，抚摸着孩子的脑袋，孩子竟毫不理会。他正捧着一本《童话故事》，或许是书里某个情节感动了他，正在“哧哧”发笑呢！

以后，进书店成为了孙子的习惯。我们去旅游，在北京，我们去过天安门、爬过八达岭长城，但他仍然坚持要去王府井书店；去上海，我们去外滩、去东方明珠，但他还坚持要去朵云书院，光去看看还不行，还要抱回一大摞一大摞的“战利品”。

孙子读高中了，我这个“陪读”的作用可以稍微削弱一点了，但大方向还是要把握一下的。入学不久，学校建议他竞选校团委副书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读高中了，许多主意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去拿。选举结果出来了，孙子成了学校广播站站长。我问他竞选站长的缘由。他说，站长每天要从报纸杂志和来稿中选出广播文章，能够提高归纳和选编的能力；好的稿件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有些稿件需要修改，可以提高纠错和写作能力。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当选什么职位不重要，关键是他已经学会思考、学会把提高“能力”放在人生的重要位置上了。

三年后，孙子考上了一所全国有名的重点大学，我不知道是不是中间也有我的“陪读”的一份功劳。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