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及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始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及中华各民族抵抗殖民的努力，标志着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转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表述“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百本书之一”的《海国图志》，其成书时间(1842年)正好处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转变时代”；根据梁启超先生由“他者”确证“自我”的理念，《海国图志》“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文化典籍中的“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根本性转变。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近代“夷”形象嬗变无疑会对中华民族“自我”主体意识“自觉”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身处大变局时期的魏源，以“睁眼看世界”眼光引领“西学东渐”文化思潮。他在《海国图志》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世界诸国，在中国近代之初系统化且全方位呈现迥异于传统“夷”形象的“他者”形象。《海国图志》不仅契合民族意识转型的时代节点，而且与同时代的《四洲志》《夷氛闻记》《瀛寰志略》《校邠庐抗议》《使西纪程》等相比较影响更大。《海国图志》中“夷”形象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西方列强”，这一认识的转变引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思想文化转型：传统“华夷之辨”转型为“华（华夏）夷（少数民族）一体”，“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等。基于全新的“世界”视野，在近现代西方列强民族生存“丛林法则”强压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自觉”探索民族自强途径：通过“师夷制夷”探寻“富国强兵”之路；主张“联俄抗英”探求各民族交流的“合作法则”；通过“宗教对比”探索中华民族所适应的“平等法则”等；魏源《海国图志》民族自强观引领近现代中华民族“自觉”探索意识之潮流：曾国藩“举办洋务”“科教兴邦”；左宗棠“工业救国”“兴塞安邦”；谭嗣同“变法维新”“慷慨赴义”；蔡锷“反帝护国”“力倡共和”等等，无不受到魏源民族自强观念的感召。

以《海国图志》“夷”形象嬗变为切入点来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可以知道：基于先秦中原地域优势所展现的“文化自然力”及汉唐开明政治所积聚的“文化自信力”，“华夏”“大一统”等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文化认同”成为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核心动力。而此后，甲午战争加深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意识和认同意识普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形成。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古代中国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现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海国图志》“夷”形象的嬗变，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理性觉醒，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形成的开端。

（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