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志魏进达

大约在光绪六年（1880）前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隆回金潭已故老人魏进达撰写了墓志铭。铭文收录在《金潭魏氏三修族谱》之中。

铭文是应魏进达的儿子魏炳蔚之请撰写的。这个魏炳蔚，与左宗棠可有交情了。咸丰末年，左宗棠一开始领兵作战，魏炳蔚就随同他转战豫皖浙闽各省。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时，特意向同治皇帝上疏，请求选派魏炳蔚赴陇，为其出谋划策、办理官方文书等事务。可见左宗棠对魏炳蔚是何等信任。

从左宗棠所写的铭文可知，魏炳蔚的父亲魏进达，字子莹，是魏源的堂弟。魏源出任江苏高邮知州时，约他前往帮办盐务。魏进达兴利除弊，干练利索，凡事井井有条，受到上下一致称道。可是，当上司准备重用他的时候，他却对魏源说，他对仕途不感兴趣，只想回家去课子教孙。他就这样回了老家。修仁讲义、淡泊名利、自奉朴俭的魏进达，却隆礼师友，被人比作东汉的陈寔和三国时的王烈。

左宗棠写好墓志铭后，魏炳蔚又请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曾国荃为其父亲的墓志篆盖，再请在左宗棠幕府共过事的书法家、西安府知府郑子兆书丹。

赏识萧人彦

萧人彦（1830—1886），又名代灿，是隆回县周旺铺杨林萧家人。他从小志向远大，聪敏好学，尤其喜爱读书吟诗，一捧上书本，往往废寝忘食以至通宵达旦。祖母罗氏催促就寝时，他就熄灯上床；等祖母睡熟以后，他又起床诵读。祖母看到如此勤奋好学的孙子，多次高兴地说：“将来能够继承祖业、光耀门庭的，必定是你这个孙儿了！”

萧人彦果然不负厚望，学问长进很快，28岁入了县学，34岁中了举人，44岁考取内务府所属官办学堂之一的景山官学教习。然而，志向远大的萧人彦并不满足于此。由于仰慕一代名宦左宗棠，他不留恋在京城内务府从教的优厚待遇，借游学之机，前去拜访了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与萧人彦一番交谈之后，觉得他才识非同一般，特别是他那不同凡响的口才，敢于指摘时弊的胆识，更令左宗棠惺惺相惜。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将萧人彦以知县保奏、留甘补用，其实是想将其放在自己身边当幕僚，协理“陇右肃清”事务、主办文教事宜。当时署理甘肃平庆泾固道，肩负平凉、庆阳、泾阳、固原等地军政重任的魏光焘，在平凉重修了毁于战火的“柳湖书院”，向左宗棠请求调萧人彦去担任山长。左宗棠说，让他去担任一个道府书院的山长，怕是有点大材小用。魏光焘说，这个岗位的确委屈了我这位老乡仁兄，但书院重新开办，万事开头难，非大材难当此任。左宗棠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

主掌柳湖书院数年后的一天，左宗棠进京就职路过平凉，专门去书院看望萧人彦。交谈间，左宗棠动情地对萧人彦说：让你屈居这个岗位很久了，跟我一起进京吧！萧人彦为左宗棠的赏识知遇之恩深深感动，但他联想起当初在左宗棠身边，因自己性子太清高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批评他人不留情面，虽然与左宗棠很合脾气，却为一些同僚所不容，有时也间接地让左宗棠为过难。想到这里，萧人彦说：“左公一片深情厚意，萧某深谢了！但我这人只适合读书，不适合做官，还是让我回湖南读书吧！”左宗棠见萧人彦言辞恳挚，归乡心切，也就遂了他的心愿。

联落游氏家

1988年4月，隆回县文物所负责人袁百千在金石桥镇（原高洲乡）搞文物调查时，听马过桥小学校长陈启常说，他的一位亲戚游永藩收藏了一副左宗棠亲书的七言对联。袁百千便约上陈启常，来到马过桥村游永藩家，征收了这副对联。

说联“落”游氏家，是因为这副对联没有上款，是否左宗棠赠送，不得而知。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有时出敦行芳草”，下联是：“长日临池看落花”。落款“左宗棠”三字，并钤有两枚篆印。

《中国文物报》刊发了游永藩捐献对联的消息后，学术界就联中的“敦”字展开了一场争论。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敦”是“郭”的误写。二是认为“敦”在此读duì，盛黍稷的器具。“出敦”即拿着器具出去收获谷物，与指在家练习书法的“临池”相对。三是认为，“敦”通“屯”，引申为“军营”，“出敦”即“走出军营”。

笔者认为“敦”是“郭”的异写体，并非笔误。因为联语出自唐人戴叔伦《寄刘禹锡》诗中的现成诗句：“有时出郭行芳草，长日临池看落花。”古代有把“郭”写成“敦”的先例，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如系笔误，左宗棠应该不会署上名并加盖两枚印章。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