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吹牛，我们那一带，远近几十里，找不出一个比我启蒙更早的。我四岁就进小学读一年级了。
那时我们这里刚解放，政府提倡读“翻身书”。禁不住老师再三做动员工作，父亲终于同意我10岁的姐姐和7岁的哥哥去读书，但前提条件就是我这个4岁的儿童也要顺带入校。原因就是大人们各有各的事情，哥哥姐姐都读书去了，我这个顽皮阶段的儿童就没有人管了。老师勉强同意了。
我是被骗去读书的。
有一天，我正在用篾片做的“蜘蛛网”逮知了。快要将一个知了收入囊中的时候，母亲叫住我，要我跟姐姐去读书。并且告诉我，只要去读书就有糖吃。真的吗？我可是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了。于是，我乖乖地跟在姐姐身后向学校走去。
说是学校，其实是一栋房子改造的。因为房间太小，只好将两间通开，才勉强能做一间教室。整个学校也就两间教室。我们都是被劝去读“翻身书”的，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都一律从发蒙开始。只是为了教学方便，将年龄较大的编成一个班，较小的编成一个班。姐姐当然是“大”班，我是“小”班。
老师招呼大家进教室了，我才想起我是来吃糖的。我找到姐姐，姐姐从衣襟袋里摸出两块手指大的人字饼干，哄我说：“要听老师的话，以后才有糖吃。”接着，就有个年轻的女老师来拉我去小班教室，意思就是要把我和姐姐分开。我哪里肯干？赶紧将两块饼干一起塞进嘴里，然后双手拉着姐姐的衣角，老师花大力气扳我的双手也无济于事。老师叹了一口气，大概是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反正都是从启蒙开始，于是就让我进了大班，而且和姐姐坐在一条课凳上——而这条课凳正是姐姐从家里扛来的。
原来，学校草创之初，设备简陋，只是用土砖砌两个墩子，上面盖一块板子就成了课桌。至于课凳，就要学生各自从家里扛来。既然课凳由学生自己从家里扛来，那式样也就无法统一：有带骨牌凳的，有带竹凳的，有的家里临时给钉了个马扎，有的干脆把灶前的烧火凳也扛来了——我哥哥扛的就是烧火凳。至于姐姐扛来的那条板凳，是父亲用一块好稠木自己做的。
那时上学要不要交学费，我不清楚，但课本费是要交的。只记得我家三姐弟读书，父亲只给哥哥买一套书，姐姐的是父亲用土纸抄的——父亲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至于我，借哥哥姐姐的看一下就算了。虽然书本可以共用，但是，家庭作业还得各自完成。要完成作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张像样的桌子：要摊开本子，摆上毛笔、砚池，需要的地盘还不小呢。我家条件有限，要说桌子就一张——饭桌。那是一张窄小的板桌，天天吃饭，桌面油腻了不说，平时也堆满茶壶、茶杯甚至碗筷一类的东西，桌面上几乎没有空处。当然，母亲房间里的床头边还有一个梳妆台，那是当年母亲唯一称得上是嫁妆的东西，但上面已经摆满了奁盒和奁池、笸箩等。况且，要坐在床上就着身子在梳妆台上写字，那也是极不舒服的。
于是，父亲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上学时，姐姐扛着板凳去，放学时又扛回来用于做作业。从此，别人的“课凳”就固定在学校，只有姐姐上学、放学都要扛凳子。学校离家有将近一公里路呀，10岁的姐姐也挺不容易的。
从此，家里天天就出现这样一幕：放学后，板凳成了课桌，哥哥姐姐各占一头，砚池放在中间，然后每人坐一个小木墩，去各自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至于我，没有书，好像老师也没有给我布置作业。“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但我没有纸鸢，只是捉个知了、逮个蝈蝈还是蛮里手的。
春雨潇潇，秋雨绵绵，季节的变更是极有规律的。但我对它们的认识却非常模糊。大概是一个淅淅沥沥的秋雨天，姐姐躲在门后哭，并告诉我：“再也不能给你扛板凳了。”我莫名其妙，赶快去向母亲求证。母亲说：“家里人手少，家务事总排不开，下学期姐姐不能和你们一起去读书了。”也是，一家十来口人，一下子就去了三个读书的，家里的农活总做不完呀。不是“重男轻女”，实在是姐姐比我们大一点，扯猪草、砍柴、放牛等都能独当一面了。
两年后，父亲让我留级，但仍然跟着哥哥上学。不过，我去坐哥哥坐过的烧火凳，来回扛板凳的事情就由哥哥去做了。以后，在板凳上做作业的就换成了我和哥哥。就在这一期的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哥哥把板凳搬进堂屋里，认认真真完成作业。突然，堂屋门“吱呀”一声被挤开了，我还以为是风在捣乱，谁知是父亲扛了一张崭新的桌子进来了。我曾隐隐约约听大人们议论过，田坎上的一棵苦楝树荫到禾苗了，要坎掉。果然，父亲就动了心思，待水稻刚刚收割，就请人砍倒苦楝树并锯成板子。现在，板子风干了，而且在木工师傅的手下变成了漂亮的桌子。
新桌子来了，我和哥哥抑制不住一阵高兴。但是，父亲嗡声嗡气地当众宣布，这张桌子只让哥哥一个人用，我做作业仍然只能在板凳上……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在写一个把握不准的字的时候，总喜欢先在凳面上“比划”一次，准确了，再写在作业本上。所以，以前表面光滑，木纹清晰的凳子，现在已变得黑不溜秋的了。新桌子是不许再有板凳那样的历程的。我垂头丧气，不敢顶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启蒙的那所学校，因为设施太简单，两年后，被合并到一座由祠堂改造成的“完全小学”。那里条件好多了，有了崭新的课桌课凳，教学也不再设“复式班”。我的学习有了很大的长进。父亲也开始让我在新的小桌子上和哥哥一起完成作业了。
那条板凳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树大分枝丫，人多要分家。”分家的时候，我申明：所有家具我都不要，只要这条板凳。
后来我进了城市。房子算是小洋楼，家具也设置一新，但我还是舍不得与新家具风格格格不入的那条板凳。现在我将它摆在阳台上的躺椅旁。有时我懒散地躺在椅子上，在板凳上摆一本《资治通鉴》，再加一杯茉莉花茶，享受着闲适的生活。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