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一位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近来研读他的生平事迹，发现了一串他与隆回人相关的故事。

爱读魏源书

著名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著作等身，思想博大而先进。左宗棠钟爱读魏源著作，其思想和言行深受魏源的影响。

早在1829年，18岁的左宗棠就在友人处读到了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此后，他一直想得到这部书。尽管自己当时经济状况不好，但他节衣缩食，凑集资金，终于在1851年通过朋友贺仲肃的帮助，花巨资购买了有120卷之多的《皇朝经世文编》。拥有这部书后，左宗棠读得更加仔细，更加痛快。他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圈圈点点，作了许多评论批注。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他还极力向亲友推荐这部书。1853年，他写信给女婿陶桄，称《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体用俱备、裨益世务、不可一日或离的“有用之书”，要他抽空找来好好读读。

左宗棠还阅读了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许多重要著作。像对待《皇朝经世文编》一样，他读这些书，都是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从“世务”的需要出发，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一方面又经过独立思考，大胆指出书中的某些不足。如对《圣武记》，他既称赞该书介绍地道、兵形时，条理分明，“序次有法”；叙述武事掌故时，生动形象，“令人听之忘倦”的优点，但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书的后四卷里存在议论有失偏颇的毛病。

左宗棠对魏源的巨著《海国图志》可谓推崇备至，读得非常用心。从《海国图志》一书中，左宗棠既受到奋发图强、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也学到了进攻和防守等方面的战略战术，同时获得了不少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他还要求自己的女婿陶桄阅读该书，对陶桄说：“《海国图志》一书尤其值得称道，不妨取来一读。”正因为对这部巨著的推崇厚爱，当他的爱将、魏源的族孙魏光焘刊印《海国图志》百卷本时，他热情地为该书作“叙”。在《海国图志叙》里，左宗棠对《海国图志》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它是魏源激于强寇入侵、中国积弱的“发愤之作”，书间洋溢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

左宗棠常常以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和魏源事业的继承者自居。魏源的著作中多处提到开发西北、新疆建省等政治主张，左宗棠读后大受启发，认为这些主张“切实而有条理”。后来他督师西进，带领湖湘子弟千里挺进天山下，一边守疆卫国，一边发展生产,身体力行地实践了魏源的主张。在提到自己先后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和兰州制造局等卓有成就的洋务企业时，他也自豪地说：“此魏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之也。”

盛赞邹汉勋

晚清著名舆地学家、音韵学家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隆回罗洪人。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邹氏家族7代从事舆地研究和地图绘印，成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舆图世家。

邹汉勋著作等身，除参纂的府志、县志外，还有遗著30余种400多卷。他死后那些年，社会动荡不安，遗著散佚得差不多了。邹氏后人想搜罗、刻印先人遗著，但困难重重。邹家无奈之下，想到了邹汉勋当年的好友左宗棠。当初，左宗棠与邹汉勋同是在籍举人，又同样喜爱舆地，两人交往很多，交情很厚。得知邹汉勋阵亡后尸骨无存，左宗棠一方面安慰邹家老小，嘱咐邹世繇将其父亲的衣冠葬于望云山麓，一方面亲自撰写《邹叔绩墓田记》，交给国史馆存档。在《邹叔绩墓田记》里，左宗棠盛赞邹汉勋：“读书好为深思，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湖湘外学者，未能或之先也。”

光绪五年（1879），威震天下的左宗棠率领大军西征。此时距离邹汉勋去世已经25年，邹汉勋的长孙邹代钧也正好25岁了。刚刚中了秀才的邹代钧，肩负着长孙的责任，跋涉数千里来到酒泉左宗棠的行营，陈述了邹家子孙想把保存下来的祖父遗稿刻印出来的想法。公务繁忙的左宗棠，耐心听取了邹代钧的陈述，感到且喜且哀。喜的是故人的长孙已经长成文质彬彬的俊秀，邹家后继有人了；哀的是老友死得太早，留下的遗憾太多。为了资助邹家实现夙愿，左宗棠赠送一笔银子给邹代钧，让他回家把祖父的遗著付梓面世。次年，左宗棠又推荐邹代钧随曾纪泽出使俄国，参与《中俄伊犁条约》的谈判及签订。

邹代钧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和赞助后，信心大增，回家就与亲友一道紧锣密鼓地干了起来。到了光绪九年（1883），所搜罗到的7种邹汉勋遗稿全部编辑付梓。书稿编刻就绪后，邹代钧又赶赴金陵，请已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作序。左宗棠此时已到古稀之年，特别怀念故旧。他在序言中追忆与邹汉勋交往的情景：“回忆四十年前，碧湘宫畔，更阑烛灺，雨声断续，举酒对谈时，仿佛如昨也。”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