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在老家小镇读高三。这所偏远的山区学校，已经连续三年高考打了“赤脚”。正在看不到任何升学希望的时候，学校石砌围墙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大红标语，让我眼前豁然一亮。于是，瞒着父亲，我偷偷报名参加了征兵体检。

之所以说瞒，因为我清楚父亲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书读好了，将来才有出息。父亲在部队穿过十多年军装，转业地方后，兜兜转转去过供电所、税务所、人民公社、医院等好些单位，一直在基层工作。他说，他平生吃的最大的亏，就是没文化。他希望我能读个大学。可是，那个年代，升学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山区学校的学生要考上大学，更如蜀道之难。我想着，等通过兵检，拿到入伍通知书，把生米煮成熟饭，父亲再想阻止也为时已晚。

我重新拾起高二时中断的晨跑习惯，开始为兵检做准备。每天清晨，东方天边才露出一点鱼肚白，我已经撒开腿，沿小镇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砂石路开始奔跑。脚下有尘土轻扬，空气里是晨雾和微尘混合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它让人充满朝气，信心满满。一段时间下来，我的体能和耐力似乎更胜从前，当可轻松应对五公里负重越野。而对于兵检，我认为凭自己从无病痛、肌肉纵横的体格，那不过是走个过场，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事实上，是我想简单了。年轻时的我，总容易把问题想简单。身高、体重、视力、听力、内科、外科，一路行云流水，畅通无阻。可是在耳鼻喉科，却如遇到堤坝的水流，突然停了下来。那位头戴帽子、面捂口罩的医生，用鼻钳撑起我的鼻孔，借着额镜反射的白炽灯光，反反复复往鼻腔里探照，似有不找出点毛病不罢手的意味。我紧张地盯着医生露在帽沿和口罩外边的眉眼看，颇有些眼熟。原来他是父亲熟识的朋友罗医生，年节时来我家里吃过饭。

果然，罗医生说，“鼻子黏膜水肿厉害，还不能确诊。你先回去吃些消炎药，等候复检通知吧”。我弄不清楚自己身体真有毛病，还是罗医生故意为之。正在我焦虑不安之时，罗医生却突然来学校找到我。

“是不是经常鼻塞、流鼻涕？”

我怔怔地看着他，不明白他的来意，陡生紧张。

“这是典型的鼻息肉。真想去当兵，就跟我去医院把息肉割了。”

这时我确信罗医生是在真心帮我。那天，我跟着他去医院做了鼻息肉切除手术。体检过后，我一如往常晨跑和上学，每天早出晚归作勤学备考状，单等收到入伍通知，与父亲“摊牌”。

入伍通知书是父亲代为领取的。他却没有想象中的雷霆大发，而是异常平静地递给我。我接过那沉甸甸的一页纸，看到父亲嘴角蠕动一下，欲言又止，转身就走。父亲的态度令我惶恐起来。那些年，母亲下了岗，独自开着一爿南杂店。父亲下班后都会去店里给母亲打下手，进货卸货，忙里忙外。我看到很多回，他挑着一担一担坛坛缸缸，累得弓身驼背大汗淋漓的样子。父亲说，家里五个学生娃，只要肯读书，就是砸锅卖铁都要供到底……

入伍那天，镇上汽车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众新兵披红戴花，由镇武装部长，亲自护送到县武装部换装。

我没承想，父亲会来送我。他是在车子开动前最后一刻，才上的车。那当口，我刚与车窗外泪眼婆娑的母亲道完别。等看到父亲，鼻子禁不住一酸，眼泪差点就滚出来了。车上已无座位，我走去让座给他。他死活不肯，站在车门的一侧，右手用力抓住前边座椅的靠背，左手提着一个颇有些份量的簇新帆布袋子。砂石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厉害。我坐在后排，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脊背和蓬乱发白的头发，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我赶紧不再看他，去看车外渐行渐远的故乡小镇。

到了县城，县武装部统一配发军装和被子，新兵兴高采烈地换了装。可要把被子打成“背包”，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武装部的草坪，一时变成了被子的世界。那些平素机敏的年轻人，此刻却显得如此笨拙，被子越捆越像团乱麻。已经脱下军装二十多年的父亲拿过我手中的被子，悬空使劲一抖，噌噌噌三折，然后左手夹着被子，右手麻利地将背包绳套上一圈，不到半分钟，“背包”就打了个结结实实。当时我就在一旁看着，并未觉得父亲随手打个行军背包有啥出奇，他做事一惯这般干脆利索。到了新兵连，我才知道啥叫老兵素养，啥叫事非躬亲不知难。

临行前，我以为老兵会对新兵有一番千叮万嘱，但父亲没有。他把一路提来的那个满满当当全是书的帆布袋交给我，只说：“到了部队，别把读书搁下了，当兵也是要文化的。”

部队确实是座大熔炉。我很快融入其中，成为这个钢铁集体的一分子，也切实领悟了父亲临行之嘱的意涵。

我很庆幸自己能入伍当兵，庆幸自己的青春有过穿军装的样子。我一直很感谢从军路上帮助过我的罗医生，脱下军装退伍后，我专门登门向他致谢。而罗医生告诉我，关于兵检的事，是父亲托他帮忙的，手术费也是父亲预交了的。

原来，我并未真正理解我的父亲——一位老兵的情怀和初心。　

（彭利文，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