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些原因，14岁那年，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只好在家务农。我爷爷奶奶、爸妈妈妈都劝我学一门手艺，总比“挖死锄头”强。

起初，一位泥工师傅见我个子高，力气好，做事也麻利，主动要求带我为徒；并满怀信心，拍着胸脯，说包我六个月出师。于是，我就跟着他学。一次，我们为院子里一堂叔修房子，我负责搬砖。当时下着毛毛细雨，那竹架没扎稳，我从三楼掉了下来。万幸没有摔断筋骨，只摔得满身泥巴。从那以后，我对师傅说：我再也不学泥工了，如果楼再高一些，我的小命就没了。

我父亲自学过中医，且医术较高，从省城回乡后当起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自我学泥工摔了后，他要我跟他学医。他说，学医好，越老越红，越老经验越多，是好技术活。那年我15岁，父亲要我先读《药性歌括四百味》，并全部背诵。我白天干农活，晚上读药书，不到十天，那本书我全背会了。接下来，他给我一本《时氏处方学》，也要求全背。一个月后，那本书我也全背会了。那时，我记忆力出奇得好。之后，《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等医学书籍我都看了一遍。当时我想，当医生的天天跟病人打交道，我不喜欢，于是我就不学了。父亲再三严厉地要求我继续学医。我说，“打死我也不学了”。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文学热”。一次，我在县城马路边的书摊上，看到一本叫《山花》的杂志，其中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诗人，别再抚摸你的冻伤，是赞美绿色的时候了，怎么还不在稿纸上插秧呢！”当然，我不是诗人，也插不了什么秧，但是这铿锵的话语，掀起了我胸中的层层激浪。又有一次，我在当时县文化馆出版的《洞口文艺》上我读到一首民歌：“新修水库在山巅，风吹碧波起圈圈。圈圈好比唱片转，高歌公社丰收年。”嗨，这民歌太有味了，太形象了。我想，如果我认真写，也许也写得出。这样，我产生了写稿的冲动。

于是，我就去县文化馆找专门搞创作的雷连生老师。雷老师十分友善，教了我一些写稿、投稿的知识，又要我把高校文科教材和与写作有关的书籍弄来，慢慢自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他。后来，我千方百计弄来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有关方面的教材，白天做诸如犁田、挖土、砍柴等农活，晚上等老婆和两个儿子睡了，点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津津有味地游弋在文学的海洋，边学边写。那盏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为了时效性，第二天清晨，我把前一天晚上写的稿，步行3公里送到邮电局。接下来，盼星星、盼月亮，盼回信。

那年，正月初一，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我冒着漫天大雪，顶着刺骨寒风，步行10多公里，去县广播电台送腊月三十晚上写的两篇稿子。到达县广播电台时，正在值班的肖台长见我满身雪花，连眉毛都是白的，鼻子冻得通红，两裤管全是泥巴，大吃一惊，问我来做什么？我回答他：一是给你们拜年，二是昨天晚上写了两篇新闻稿给你们送来。他说：你写稿真是写得如痴如狂了!

当时，县广播电台对业余通讯员的奖励办法是，凡年度来稿120篇且用稿60篇以上的，会被评为一等奖。那年，我因投稿和用稿两项远超一等奖规定的篇数，获得了唯一的临时设立的特等奖，并在表彰会上做了经验推介发言。

（傅江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