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晚期，那时候，天下虽然还是周王朝的天子在主政，但实际上周天子已经只是一个傀儡，所有大权，都掌握在“战国七雄”手里。

战国晚期，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时代，是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代。为了消除动乱的因素，结束分裂的局面，有点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在那里十分积极地寻求他们自己认为最正确、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那五光十色的办法里，有一种又几乎是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注意力比较集中的观点，这就是“重农重战”。

“重农”，就是发展社会生产。“重战”，就是加强国防建设。在这方面，抓得最紧，做得也最有成效的当首推秦国。秦国据觳函之固，易守难攻。而且，在山东六国都还在懵里懵懂的时候，秦孝公便已经启用卫鞅在秦国大力推行变法图强的各种“重农重战”的措施了。卫鞅功大，“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此后，卫鞅易名商鞅，气盖一世矣！

公元前390年前后，楚国的明智之君楚悼王也启用吴起奋力变法、重农重战了，成效也不比商鞅逊色。“南收扬越，北收陈蔡”“南并蛮夷，遂有洞庭苍梧”，后来，还“饮马于大河”了呢！

楚怀王时，屈原正式入朝。先任三闾大夫，主管贵族子弟教育。但也因为自己博闻强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王甚任之”。不久，屈原荣获了“左徒”的称号。

何谓“左徒”？至今未能有统一的认识。

《史记正义》曰：“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林庚说：“即亲信。”游国恩说：“比楚国宰相稍次的官职。”杨义说：“左徒是一个特别的要职。”郑在瀛说：“左，佐也，助也，打帮手。”窃以为左徒非官名，而是一个“荣誉称号”。我有专文收入《屈原综论》。据屈复《楚辞新注》考证，屈原为“左徒”时年25岁，在怀王十一年。

屈原在怀王朝的政绩，主要是两点:

一、“造为宪令”。立法图强，先有商鞅，但“孝公卒，宗室多怨鞅，卒车裂”。吴起变法，“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因射刺吴起”。变法志士多不容于贵族，因变法会伤害贵族的既得利益。故非舍生取义者，不敢为此也。屈原知难犯难，视死如归，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敬佩！屈原草拟宪令，上官大夫怀恨至深，造谣中伤；怀王用人不专，竟然把屈原的“左徒”称号给“疏”掉了。变法之事，从此停止。

二、联合齐国。战国时期的外交有两条路线：一条以苏秦为代表，叫“合纵”，即联合山东六国共同抗秦。一条以张仪为代表，叫“连横”，推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两条路线，本来利害鲜明。但不少国家，害怕秦国，老是落入秦国给他们设下的陷阱。故宋人苏询在《六国论》中感慨系之地说：“灭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族秦者，非六国也，秦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真理。

《史记·楚世家》上有一段话值得注意：“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苏秦联合六国合兵攻秦，以楚为纵长，也可谓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谁知秦兵反击，几个回合，六国兵即一败如水，千里溃退，有点勇气的只有齐国。何以见得？因为“齐独后”呀！这一次可耻的失败，在屈原心里可能也看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那就是齐国的坚强与刚毅。楚齐联盟，秦国就困难大了！

汉人刘向在《新序·节士》上写到，屈原在未被“疏”之前，就已经有过一次“为楚东使于齐”的外交活动了。赵逵夫先生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分析：“可以说齐楚联盟就是屈原缔结的。”屈原心中，外交上的联齐抗秦政策，那时候，似乎就已经确定好了。查《史记·屈原列传》，怀王在位三十年中，关于秦楚、楚齐之间的重要谈话，至少三次都有屈原。最后，怀王不听屈原，身死秦国，死不足惜。但是，屈原不同，“一人云亡，邦国殄瘁”，这才是令人最为痛心的大事呢！

时人分析当时形势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秦楚二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是怀王不听屈原，坐失机宜，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易重廉，曾任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