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延安

1938年9月，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先在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据当年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回忆，贺绿汀上课时，“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

在重庆，贺绿汀谱写了《中华儿女》《打日本》《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周恩来还携夫人邓颖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北碚看望贺绿汀。

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延安，并派人通知贺绿汀：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

周恩来亲自将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车后，对徐冰说：“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敌后根据地。”随即又拿出500元钱，要徐冰转交贺绿汀做路费。

收到徐冰转交的500元钱后，贺绿汀眼里盈满了泪水。他来到周恩来住处道谢，并顺便打听妻儿的消息。周恩来凝视着贺绿汀说：“贺绿汀同志，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在途中就受到革命的洗礼了。”原来，姜瑞芝母女所乘汽车，在汉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打电话责问蒋介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行。

贺绿汀离开重庆，经桂林绕道香港至上海，然后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根据地。1941年5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艺工作团任教，培养音乐人才。1943年7月，贺绿汀化名陈益善，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文艺联欢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知交周璇

1935年，原在艺华公司跑龙套的周璇，因拍摄影片《风云儿女》，与贺绿汀相遇并相识了。

在以后的相处中，贺绿汀很快发现了周璇的音乐天赋和惊人的艺术才能。那是抗战前夕明星公司拍摄《马路天使》时，周璇在剧中扮演歌女小红，贺绿汀负责影片的作曲。贺绿汀根据苏州民间小调《贺七七》《知心客》改编成《四季歌》和《天涯歌女》，交由扮演小红的周璇演唱。在与周璇研究怎样演唱的过程中，贺绿汀发现周璇悟性很高，学得很快。试录时，她唱得很有韵味，感情也很到位，试录一两遍就通过了。

从此，贺绿汀与周璇由相交相知到相互信任，关系日趋密切。贺绿汀自重庆绕道香港到上海，准备去苏北根据地，正当等待新四军交通员之际，得到消息的周璇找到贺绿汀的寓所。一见面就说：“这个断命戏我不拍了，跟你走到新四军去！”

根据贺绿汀回忆，当时周璇的态度十分坚决，语气也很恳切。但贺绿汀考虑到，去新四军的路上层层设卡，敌人检查十分严格。周璇是大明星，名气响，她的照片许多人见过。如果带着周璇去新四军根据地，不用说，周璇的行踪会暴露无遗。他还担心周璇在大城市生活惯了，怕她适应不了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后来的事实应验了贺绿汀的判断，贺绿汀到新四军根据地不久，就遇到了敌人的“五月大扫荡”，华中鲁艺牺牲了不少同志，贺绿汀因为陈毅的特别安排才幸免于难。

当时，贺绿汀经过考虑后对周璇说：“你去新四军那里目标太大了，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是走，我看还是去香港，到了那里还可以找蔡楚生。上海电影界已经有不少的进步人士在香港了，到那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出路。”周璇听从了贺绿汀的建议，后来果然去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忙于人民音乐教育事业，与周璇联系不多。过了几年，年方四十的周璇急病去世。举行追悼会那天，贺绿汀才匆匆赶去悼念周璇，见了她的遗容。贺绿汀后来说起周璇，感慨地说：“周璇确实是个本质很好的人，即使到了1941年，她已经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衣着还是很朴素。我没有看见她戴过耳环、涂口红、画眉毛。不像有些歌星。那个时候，能做到这样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很不容易！”

贺绿汀的艺术风格绚丽多彩，而个人品格卓荦不群，给人留下一副铮铮铁骨的形象。从父亲贺生春那里，他承继了能歌善唱的天赋，更遗传了刚直不阿的骨血。

（陈扬桂，邵阳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