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贺绿汀同志。

狱中画像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贺绿汀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而被捕入狱。后来，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君虎被关进同一监狱。在监狱，徐君虎碰上关在这里的贺绿汀，以及贺民范等邵阳老乡。

几个老乡在狱中相逢，自然格外亲切。年过半百的贺民范，自以为见多识广，他认为徐君虎是从老虎桥监狱转过来的，刚刚二十出头就挂上了少将军衔，又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定问题严重，只怕凶多吉少。出于老乡情谊，他要贺绿汀给徐君虎画一个遗像，留作纪念。贺绿汀掏出纸笔，很快就给他画了一张素描头像。贺民范在头像旁边题了四句诗：“上马能杀贼，下马作露布。如此人才困楚囚，天下英雄同一哭！”诗中称赞徐君虎为文武全才，为他的不幸而惋惜。

然而，由于得到谭延闿的担保，徐君虎只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贺绿汀为他画“遗像”的往事，成为这对耄耋老人晚年重逢时回味的奇谈。

缘结国歌

贺绿汀于1934年在上海结识聂耳。那是初春的一天，贺绿汀应邀来到聂耳住处对面一间新建的店铺楼上。因为早就彼此耳闻对方大名，所以初次相见，他们便十分亲密。此后，他俩交情不断加深。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该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故事。

贺绿汀参与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摄制。据他回忆，聂耳主动向《风云儿女》的编剧夏衍请缨，为该片的主题歌谱曲，并于1935年4月15日前完成了曲子的初稿。此时，国民党当局放风要逮捕聂耳。消息传出后，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去日本避难。聂耳临行前，委托贺绿汀出面完成曲子的配乐。贺绿汀接受聂耳的委托后，先是找到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甫洛穆夫，请他代为主题歌配乐。但阿甫洛穆夫所作配器写得比较潦草，有些甚至看不明白。贺绿汀便亲手订正了其中的一些曲子。

贺绿汀设法将配器寄达在日本的聂耳审阅定稿。聂耳在日本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同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面世，立刻引发强烈反响，对于团结各界一致抗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后来，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年7月的一天，贺绿汀路过上海南京路，从报上看到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犹如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他后来痛惜地对人说：“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人，二十刚出头，就被无情的海浪一下子卷走了……聂耳的不幸早逝，是我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然而，聂耳以他的创作对人民革命斗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我国音乐界的骄傲。聂耳是不朽的！”

师生情深

1983年10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60周年”纪念仪式上，一位身子伛偻、拄着拐杖，看起来比贺绿汀还苍老的老人来到现场，见了贺绿汀，恭恭敬敬地行礼请安。这位老人叫严怪愚，与贺绿汀是邵东九龙岭下的老乡，少年时还是贺绿汀的学生。

时年73岁高龄的严怪愚，与贺绿汀手拉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1921年，贺绿汀在家乡仙槎小学教音乐、美术和体育课，严怪愚是他的学生。严怪愚有副好嗓子，外号叫“过山岭”。他们家乡有座罗浮岭，严怪愚在罗浮岭的这边唱歌，岭那边都能听得到。贺绿汀特别喜欢他，放学时，他俩常常相伴回家，边走边唱，还捎带捉泥鳅。贺绿汀捉泥鳅是把好手，见一条捉一条；严怪愚呢，虽然唱歌嗓子比老师好，但抓泥鳅的本领比贺绿汀差远了。

后来，贺绿汀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投身革命音乐工作，为革命事业和音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严怪愚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改行当记者，参与创办《力报》等，并率先报道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行径。

1939年，贺绿汀与严怪愚师生在重庆相逢。当时，贺绿汀正在谱写《嘉陵江上》，他一边写，一边哼，还不时用铅笔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哼着哼着，突然铅笔一挥，全都划掉，另纸重写。一遍，一遍，又一遍……坐在旁边的严怪愚感叹：“没想到，谱一支曲子，这么难呀！”贺绿汀说：“别看谱一支曲子，有时比你们写一篇文章还要费劲哩！”

三年困难时期，贺绿汀得知严怪愚仅靠每月60元生活费，支撑着衰病之躯和8口之家，就给他寄来20元钱。严怪愚拿着这沉甸甸的20元钱，感慨万千，心里默默念着：“知我者，贺老！爱我者，贺老也！”

1980年冬，贺绿汀回湘时，正值严怪愚住在马王堆医院，便与妻子姜瑞芝、哥哥贺果，一同去医院看他。并几经周折，为严怪愚解决了住房问题。

1983年，严怪愚去上海参加“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60周年”纪念活动，师生聚首后，希望不久的将来，重逢于长沙或邵阳。哪知1984年3月1日，严怪愚竟先于他的老师离世。上海一晤，成了师生的永别。

贺绿汀和严怪愚，一对师生和战友，他们既爱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家乡被传为佳话。

（陈扬桂，邵阳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