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老家一所乡村中学任教。

那时候，南下打工潮还比较汹涌。一些家庭贫困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学生，觉得反正升学无望，不如早点外出务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因而，春季学期之初，“控流保学”就成了老师的中心工作。

当时，我是一名初三班主任，而毕业班级正是学生流失的“重灾区”。寒假前，我按学校要求，已对“动摇分子”摸底造册，然后在开学之际一一上门了解情况，对有辍学念头者全力做工作，动员其按时返校读书。

小勇（化名）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主儿，也是我从心底里不太想登门，认为“走了也好”的对象。他长得五大三粗，基础很差，从没有好好听过一堂课，也没有一门课分数能在及格线以上。唯一的优点是爱好体育，对老师还算有点礼貌。因为成绩太差，加之不受老师和同学待见，小勇已流露过辍学的想法，因而被我登记在册。

为了所谓“巩固率”，开学前一天我还是来到了小勇家走访。进得门来，听我说完来意后，小勇和其家长都有点意外。也许是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孩子”，老师巴不得眼不见心不烦，根本不会“垂顾”吧。接过热茶，我打量了一下堂屋四周，只见一面墙壁上满贴着奖状，不过其主人是小勇读高中的姐姐，还有正在读小学的妹妹。

然而，在诸多的奖状中，却有一张显得特别另类，上面有不太整齐的毛笔字：“小勇在1992年度为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干了很多家务，被评为‘热爱劳动好孩子’。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公章”很有意思，是一个用墨水瓶盖蘸上红墨水盖的圆圈，中间是颗五角星，环绕五角星的，是钢笔写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八个字。

见我久久凝视这张“奖状”，不发一语，小勇父亲讪讪地说：“杨老师，我这伢子读书是不行，但在家里还是蛮勤快，去年帮我们做了好多事。所以，我和他爷爷奶奶都认为应该发一张奖状，也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只是让您见笑了。”

此时此刻，我没有半点其他想法，唯有感动与内疚。原来，老师平时正眼都难瞧一下的后进生，其实还有被忽视的闪光的一面；原来，在老师眼里很差的学生，在家长眼里却是也能闪光的“宝贝”……

在起身告辞时，我再没有任何动摇与顾虑，坚定地说：“小勇，你明天一定要按时来报名，我在学校等你！”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