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94岁的父亲去世了。

在前三十年里，父亲一直在与人生苦难作顽强斗争。父亲12岁丧父，从此开启了苦难的青少年时代。为挣口饭吃，给人放牛、犁田，做长工、打短工。有一次犁田，钉子扎进脚板，主人不让停歇，伤口感染流脓，肿得像包子，多亏一过路郎中免费为其治疗。也跟人做过长途小本贩卖，卖过瓦罐，贩过猪崽，近的去过绥宁，远的走过贵州，都是肩挑脚走，一天行程几十里上百里。有一次行至天黑，在山路上遇一老虎，吓得浑身发抖，父亲急中生智，将扁担竖着举起（传说此法可以让老虎觉得自己的嘴吞不下扁担）。父亲一动不动，老虎也一动不动，对峙良久，也怪，老虎一甩尾巴走了……父亲用他钢铁般的意志扼住了苦难命运的喉咙，始终没有屈服！

父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底层生存的苦难并没有销蚀他善良厚道的品行。父亲压根儿不懂什么是哲学，但在人生拐弯处、关键点上，能看得高远、悟得通透。1958年，省地质队到农村招临时工人，父亲踊跃报名。但“苦日子”中，大家不堪忍受纷纷辞工返乡，而父亲咬牙坚持，后来转为国家事业编制的地质工人。父亲的为人之道就是他常说的“做人要呷得亏，做事要呷得苦”。也许是年少时经历的苦难太多，参加工作后，父亲格外珍惜工作岗位。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选集》就是从父亲那里，当时我大约六七岁，父亲教育我时张口闭口都是毛主席怎么说怎么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实事求是”这两句，这可能就是父亲最早给我灌输的“红色基因”，没想到还真影响了我一辈子。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回大奖状，我对父亲肃然崇拜。每年评上家庭困难户的可给点补助，单位评给他，他死活把指标让给别人，说某某同志比我更困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请一些瓦工、木工之类修修补补，每次支付工钱时，父亲总要在师傅讲的价钱上加几毛钱、块把钱。父亲去世前这两年，许多人他都认不得了，许多事都记不起了，但唯独给别人发烟时不漏掉一人，见到门前过路不认识的也发。父亲记忆丧失，万事皆忘，但唯独骨子里留下的乐善好施这一朴实秉性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时光。

父亲对别人大方舍得，对自己却吝啬有加，苛刻至极，一生勤劳俭朴。上世纪70年代，星期日他不休息，去单位工地上卖苦力背钻杆，挣点加班费。我七岁时，跟着父亲在零陵地区（今永州市）冷水滩生活了一年。有时，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到小溪捉鱼虾，改善家庭伙食。父亲退休后回老家耕田，每年黄豆收割季节，骑着单车，起早贪黑，挨家挨户收购黄豆，用单车驮回来再卖，赚点差价。为翻修房子，父亲省吃俭用，每积攒一点钱就与母亲走村串户买杉木，每次买二三根不等，把一根扛到前面一点，再返回来扛另一根，如此循环。大一点的树一人扛不动，就与母亲抬，常常云起霞飞出、披星戴月归。家里1985年翻修新房用的杉木就是这样积攒起来的，当时我家新房在全村堪称一流。

父亲住院昏迷的那八天，我每天给他擦屎倒尿，才发现父亲穿的内衣内裤补了又补，我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双手浮肿，我每天给他揉搓手背手指。之前，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抚摸过父亲的手。这是一双平凡又不平凡的手，父亲用这双手战胜了人生的一切苦难，支撑起我们全家一步一步走向美好。

父爱如山，这个词用在父亲身上再贴切不过了。那时生活极其困难，但父亲坚持送子女读书，而且非常舍得买书。我上学后，父亲经常给我买连环画，六七岁就开始读父亲给我买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虽有些字不认识，但读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1979年我读师范时，父亲每月给我5元零用钱专用来买书。改革开放后，家里生活逐步宽裕，可父亲仍然节俭，每月退休金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都存入银行。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存了几十万块钱，等我‘百年’时不用你们的钱，剩下的给你娘养老，不增加你们的负担。”就连他和娘的棺木和墓地，他都提前安排得妥妥贴贴。

我退出领导岗位后，每个周末回家陪伴父母，可才一年，父亲就匆匆走了，以至于现在我不敢回家了，因为回家再也看不到家门口抽烟晒太阳的父亲了，车轮启动时再也看不到父亲站在门前台阶上为我送行向我挥手了……

“念我先君，其艰其勤。生我劬劳，至于成人。”愿普天之下劳苦之父母福禄安康。

（周乐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