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小说家课堂”作了题为《文学与哲学的量子纠缠》的发言。他认为：“思想和认识支撑着写作。你有多大的见识、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识储备，决定着你的输出。这个输出甚至可能只占据你储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连古今中外那么多的聪明人，他们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广度，以及他们的视野都不知道，仅凭自己的小聪明，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谁聪明。”简而言之，作家的写作需要文化积淀，好作品需要文化滋养并能表现文化。

这让我想起去年八月，邵阳画家姜建清在创作“西周召伯，甘棠布政”这一历史题材的系列国画期间，曾和我讨论过画作中的历史细节问题。我们讨论了诸如西周的服饰、拉车的是黄牛还是水牛、花瑶的历史等话题。我们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谈到电视剧《封神榜》的服装设计，从汉墓壁画谈到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从老子乘青牛车出关的传说谈到《清明上河图》中的黄牛板车，又从二里头出土的黄牛骨谈到秦岭黄河以南的亚热带地区的水牛分布，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谈到花瑶的由来……我们越谈越觉有趣。因为这牵涉到绘画如何表现历史文化的“道技相济”问题，不仅考验画家处理历史文化题材的技巧，更考验画家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当他画好后，请书法家曾伟子以西汉马王堆帛书书法和晋人楷书题款，字画相得益彰，更见高古之趣味。

刘震云的话和姜建清的画，让我意识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话题，而是有着理论的沉思和现实的考量。如果我们稍微考察一下在海外取得较大影响的中国文艺作品，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由于艺术形式的不同在文化表达方面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也颇为明显，值得我们反思借鉴。

一是在文艺创作中表达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的电影走向世界与中国功夫这一文化元素紧密相连；《霸王别姬》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与其细腻展现国粹京剧艺术，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密不可分；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作品中，最受海外读者喜欢的类型网文，是以中国传统神话背景、角色原型为主要资源进行再创造的奇幻小说、仙侠小说和科幻小说……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二是在文艺创作中表达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与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与精神追求已经如盐入水，融为一体。在绥宁取景拍摄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国内并未取得很好的票房，因为国内的观众觉得该片不过是表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存状态。但该片2001年进入日本市场后，票房创下日本历史纪录。电影中关于邮递员父子两代人的情感矛盾、责任意识、封闭山村淳朴真挚的风土人情，以及电影画面中融入的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审美元素等自然的、中国化表达，给日本观众带来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是该片在日本取得持续传播与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民俗摄影家老后（刘启后）长期深入花瑶居住地，与花瑶人民打成一片，搜集整理花瑶风俗、呜哇山歌、花瑶挑花等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花瑶文化，将花瑶文化从隆回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陌生的远方却有诗意。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与精神追求对于异域的受众而言，具有历史的、审美的文化价值。

三是在文艺创作中注意文化表达的方式。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文艺创作要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就必须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上文所举的文艺作品的相似之处就是，以具象的而非抽象的表达方式，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借助电影、摄影、书画、小说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塑造具体可感的形象，讲中国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袁龙，邵阳学院副教授、邵阳市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