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个“未语面先红”的女孩子。直到现在，我还是爱脸红的。

那时候我害怕两样东西，一是蛇，二是雷电。一个午夜，一声巨雷仿佛在我头顶炸开，然后哭声、呼喊声、风雨声交织成一种又像在耳边、又像在天边的喧哗。我缩在被子里侧耳细听，似乎是谁家房子着火了。从此以后，雷电就成了我再也甩不掉的阴影。

念高中的时候，每个冬天我都要在天色熹微时走过云溪河，走过霜雪覆盖的田野，裹着一股寒气从后门进入教室。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身形长挑的男生，常常把后门闩住，逼得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前门走到自己位置上去。我恨了他很多年，恨到后来，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长大的，是怎么学会勇敢的，是什么时候沧桑的。大概是无路可退的时候，就学会勇敢了。大概是自己成为孩子的依靠时，就学会勇敢了。大概是责任无推卸处，就学会勇敢了。

第一次出门打工，从湖南到广东，山迢水远，怕无落脚处……也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要不然我留在家里喂猪吗？第一次去见工，心里揣着自卑的小兔子，自认才不及人，貌不及人，既不机灵也不聪慧，恐怕不受人待见，也还是英勇就义般去了，要不然指望谁来养活自己？况且还能吃那么多！家里没有背景，能力也不突出，被生活逼到退无可退的时候，也就凭着一腔孤勇一往无前了。

于是，我想到了陶渊明挂印弃官多少有些懦弱。要是他能不弃官，能认认真真地给地方办点事，给妻儿老小的生活谋点保障，那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吧。如果我是他，我非得把这个芝麻官干到别人不要我干了为止。

作为一个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像我，一辈子都只愿意待在自己屋里才好，一辈子就和那几个相熟的人爬山、吃米粉、摘茶叶才好。然而命运偏不许我安逸，一定要将我抛到那些坚硬、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也便努力地去迎合生活了。该伏低做小，也就伏低做小；该臭不要脸，也就臭不要脸。

作为一个宽袍大袖、素面朝天、从来随意的人，像我，夏天戴口罩防晒，冬天用“郁美净”擦脸，是和优雅不相干的，且愿意一辈子不相干。可是如果不得不去一个处处晃动着优雅的地方坐着，做人家红花上的绿底子，也还是义无反顾要去的。戏演得再不好，也还是要演的。

平凡人的勇敢，无关匡时和济世。它是无处声的惊雷，是背阴墙角里的春草……

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穷尽所有办法活着。

二

在长沙那条像大河一样辽阔的街上，我和我的孩子蠕动其中。孩子问我：“怎么会有人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每走一步都遇见人类文明——包括脚下的地板砖、巨幅的广告、眨着眼的红绿灯、参天耸立的建筑物……这些都是城市的骄傲。但是在这样的人类文明里，在暴烈阳光的灼烧下，又的确让人觉得生硬、冷漠。花店过去是点心铺，再过去是影剧院、文创店……无数香的、甜的、美的、有情调的事物，好比锦缎上大朵大朵的花，轰轰烈烈地开着。

美是美的，繁荣也是繁荣的，科技在改变世界，但有一些从来没有改变过。

早晨吃到的牛肉面，枝头上绽开的灼灼桃花，山野里长得像问号的蕨菜——它们都是生活的止痛药。

把想做的一件事做成了，孩子不优秀但是很懂事，三五个有趣的人相约冒雪爬山——它们都是生活的止痛药。

一切荒谬都可以用大笑来冲走。所有的不幸都有结束的时候。

（楚木湘魂，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