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祖辈辈靠耕种几丘薄田养家活命。为了生活，农闲时节，祖辈们挑箩扛担、跋山涉水，远走贵州、广西卖红纸……为了撑起这个寒薄的家庭，祖父节衣缩食，送父亲念书识字，使他成为村里不多的“文化人”。后来，父亲在生产队当了会计，又在大队渔场当场长，于苦难中争得了一些体面。

可以说，父亲是尝到了读书的甜头，所以，他对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特别上心。我家人口多，收入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与村里的同龄人相比，书都算读得多的。轮到不大不小，正好生在中间的我读书时，家里经济更加拮据了。既想要我多读书，又想要省钱，父亲就先在家教我认字、算数，然后直接把我送进村小读三年级。

读完高中，我还只14岁半，虽然个子矮小，但别人以为我成人了，同意我去百里外的六都寨修水库。修着修着，高考恢复了，父亲把我叫回来报考。因仓促应考，当年冬天的高考我名落孙山。考完后，我又要去修水库。父亲要我在家复习迎考，他先叫姐姐、后自己去替我修水库。第二年夏天的那场考试，我有幸考上了中师。

中师毕业后，我分在一所乡中学教书，头年月工资27.5元，转正后也只有34.5元。教了几年书，工资没有涨上去，比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挣的钱少多了。这时，父亲又去贵州、广西做生意了。寒暑假里，我要跟他去做生意挣钱。可他说：“你假期也可以读书，书多不压人！”硬是不让我去。以后，他又办了加工厂，我要入股，他也不同意。在他眼里，只有读书是天底下第一好事。每每这时，母亲也在一边帮腔：“钱挣多了有什么用……只有书，读在肚子里，强盗抢不到，贼偷不了！”父母的态度，使我最终断了挣钱的念想，一门心思与书为伴，即使后来改行从政，还是一有空就读书。日子长了，书的确读了不少，专科、本科文凭拿到了，业余写作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后来回到母校邵阳师范当党委书记，我坚持与教师一样上讲台，讲的课深受老师好评、同学欢迎。

排除杂念，专注于读书以后，我感觉到自己真的与时俱进了，便又像父亲督责我们一样，要求儿孙勤奋读书。儿子小时候读书写作业时，我也在旁边支张小桌子读书，既是监督他，也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儿子以600多分的高分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未毕业就被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把档案要了去。毕业的第二年，又以高分考进中央垂直管理的公务员单位，然后从基层考入省级机关，再又考取研究生，边工作边读研，顺利地拿到了文凭。大孙女陈炜彤，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她好动，读书有点坐不住。我从《诗经·静女》中给她取了个名字，寄希望于她能在读书方面有点造化。为此，我经常带她去图书馆，让她多感受一些读书的氛围。

除了读书，“为善”也是我家的祖训。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问是什么意思，他说，一个人要多做好事，你帮助别人，为别人提供了方便，反过来也会方便自己。我家单门独户，能够在当地立足，得益于他广结善缘，乐于助人。而在这方面，母亲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从小去外婆家，只看见外婆一天到晚跑了东家跑西家，总是在帮人家做这样那样的好事。外婆村子有几百号人，都说“秋婆婆是百里挑一的大好人”。大家不仅对外婆特别尊重友好，对她的孙辈们也格外关心。我在院子里不管惹了什么祸，只要听说是秋婆婆的外孙，谁都对我很宽容，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以后小心点就是了”。母亲传承了外婆的优良品德，时刻不忘帮助他人，处处都在行善积德。伯祖父没有后人，本来由生产队派人照顾，后母亲悉心照料着伯祖父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使他从未感到孤独。对八奶奶、喜婆婆等不沾亲带故的五保老人和一个孤儿，家里偶尔吃点好的，母亲总要分头给他们送过去。

老一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今，我在书房里挂了一副对联：“绵世泽莫如行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以此鞭策自己，激励儿孙，笃行不怠，努力做到读书为善两不空。

（陈扬桂，隆回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