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句“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引发网友共鸣，“孔乙己文学”随之火爆网络。如果我们抛开社会的外在因素，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孔乙己文学”，不难发现这是文学经典传播过程中的误读现象。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文本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及其可阐释维度的丰富性。“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表明：虽然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哈姆莱特》的过程中因个体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学识积累等因素对哈姆莱特的认知各有差异，但大体上而言，这一千个读者认知中的哈姆莱特与文本中的哈姆莱特不可能相差太多。如果相差太多，便存在文本误读的现象。“孔乙己文学”认为学历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便存在误读。我们且从《孔乙己》的文本加以辨析：

首先，看“短衣帮”和“穿长衫的”区别。《孔乙己》原文写道：做工的人“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穿短衣好干活，穿长衫不好干活，这说明做工与不做工才是穿短衣与穿长衫的区别。旧时乡下人进城也会脱下短衫穿长衫，梳洗打扮一新。《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陈奂生上城》中都有相关描述可为例证。外出下馆子这件事上表现出的阔绰与中国人“穷家富路”的观念暗合，短衣帮换上长衫后偶尔的阔绰也并非不可能，因此鲁迅只提及“大抵没有这样阔绰”而已。

其次，看孔乙己有无学历。原文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并未涉及“学历”一说。因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也就是说孔乙己并未通过县试、府试两场考核。《明史·选举志一》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成为童生方有资格参加院试，成绩佼佼者才能成为秀才。由此可见孔乙己虽读过书却无考科举的真才实学，只晓得卖弄“回字有四样写法”。他并未考取秀才，故连做私塾先生的资格都没有，“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

再次，看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抄书在我国古代是一种职业，可以糊口甚至养家。《魏书·术艺传》记载北魏的建筑家、书法家、画家和雕塑家蒋少游曾“佣书为业”；《梁书·孝行传》载沈崇傃“佣书以养母”。到了孔乙己时代，“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那孔乙己为何在酒店赊账呢？因为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抄书需要坐得住，但他“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也就是说好喝懒做加上偷鸡摸狗，导致没人请他抄书。孔乙己没有经济来源，喝酒便得赊账，为了还账他又去偷窃。如此循环往复，终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丧了命。

通过上述分析，鲁迅在《孔乙己》中并未指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与读书人的身份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反而不断强化其好喝懒做的性格、偷鸡摸狗的行为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源：“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孔乙己文学”在网络中的兴起不过是文学经典传播过程中的误读现象。鲁迅早就意识到小说发表后可能会存在误读现象，因此他在小说发表时的《附记》中声明：“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袁龙，邵阳学院副教授，邵阳市社科联重点委托课题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