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中，有一封普通家书。家书是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77岁的老中医聂乐山给远在陕西镇安任知县的儿子聂焘写的。

这位乡间老人写的家书，除了被魏源慧眼识珠，编入经世致用典籍之外，最先还受到聂焘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称赞，将其印发给全省官员学习策勉，并载入《镇安县志》。时过200多年后的1982年6月，原中顾委委员常黎夫在《人民日报》撰文，也推介了这封家书。

一封普通家书，为何既能载入旧时代的史册，被封建社会先进思想家视为治国安邦的范文，又能得到当代最大党报的郑重推介，200多年来为世人奉为圭臬？我想，这应该是得力于激荡其中的爱民深情，也是家书所表达的勤政廉政为官理念得到世人认同的原因。

在信中，聂乐山要求儿子安心在山区小县任职，并立志有所作为，为民造福。他写道：“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道远鸿稀，徒乱人意，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信中说：“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以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正如人们怒斥“为官不为”是“尸位素餐”一样，聂乐山把偷安躲懒、痿痹麻木的官比喻为“木偶人”。他勉励儿子克己奉公，为民间多办好事：“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同一节省，其中殊有‘义’‘利’之分。” 聂乐山深明大义，不仅不让儿子经常与家中通信，以免分散了为民办事的精力，甚至连官府发的俸禄，也要他用于地方百姓，信中说，“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老人还告诫儿子要事当躬亲，谦虚谨慎，指出：“诚能感人，谦则受益。”他教育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并说：“山城不得良幕，自办未为不可。但须事事留心，功过有所考验。更须将做错处，能触类旁通，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聂乐山还把官员比作播种人，以之勉励儿子：“尔在镇安正播种之时，但须播一佳种......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好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县，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血食千百年。”200多年前的一位普通老人，能够这样严格要求儿子做“亲民官”，实在很不容易。

这是一封通篇写满亲民爱民情怀的家书，寄寓了父亲对儿子深爱和厚望。作为儿子的聂焘，也读懂了这封家书，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镇安任职八年，他“以实心行实证”，不躲懒，不使奸，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民间办了不少好事。史称他“招游民，垦荒田，兴桑蚕，修水利，辟道路，建学堂，设义仓，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治绩推陕南第一。”

不必讳言，这封家书中也有一些应当摒弃的封建糟粕。但家书通篇所蕴含的民本思想，溢于言表的亲民爱民情怀，尤其是老父亲一再要求儿子勤政清廉、克己奉公的谆谆教导，与当今百姓所期望的民本思想不谋而合。基于此，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封普通的家书对待，而应当看成值得从政者认真阅读的教科书。面对聂乐山老人的诫子家书，党员干部家庭的老同志们应当扪心三问：我们是否认真履行了教育子女的责任，是否在娇惯溺爱自己的子女，是否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位任职的党员干部，更应该拷问自己，我们是否像聂焘一样，立志在艰苦的环境下播种生根，为民造福，是否如《诗经》所要求的“夙夜在公”般地勤于职守、奋发有为，是否如《论语》所倡导的“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样看待道义和名利，从而清正廉洁、守身如玉？

（作者系市委巡察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