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这是我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一代名士樊锥的自署联。樊锥把思想解放和崇学求真有机结合，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学堂，出版《湘学报》，在湖南掀起一场变法图强，无情揭露和抨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因其思想激进，为当时所不容，再加之他自署了这样一副门联，所以，他被时人称之为“狂士”。

要说狂，他似乎还真有点狂。1872年，樊锥出生于邵阳城东樊家冲一户农家。小时候，他博闻强记，才气逼人，常以犀利之笔针砭时弊。当时同乡有两个不可一世的青年，一个叫金秋奎，为人傲气，作文奇峻；另一个叫李寅，也是为人为文怪诞不经，别人都不愿也不敢惹他们，樊锥却与他们打得火热。

戊戌年间，樊锥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先是与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学堂，接着又成立南学会邵阳分会，出任会长，联络同志、鼓吹变法。然而，举人出身的邵阳保守派头子曾廉，在邵阳学宫组织一群顽固分子“批判”樊锥，怒斥他“倡邪说”“背圣教”，四处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的通告》。在家乡无处安身的情况下，樊锥只得远走高飞，四处逃亡。

虽是亡命之徒，樊锥仍不忘奔走呼号。在南京，他斗胆去见一品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面对樊锥的宣传，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待其说完，竟要他回湖南去找赵尔巽。樊锥于是手持总督大人的片子折回长沙，面见巡抚赵尔巽。对樊锥关于大兴学校、广育人才的建议，赵巡抚似乎兴味盎然，不时点头称是。可是当樊锥建议他设立兵工厂、生产武器时，赵尔巽则大惊失色，呵斥樊锥是“大胆狂徒”，立马将他赶出衙门。

樊锥不得已又再赴南京，求见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魏和他的前任刘坤一都是樊锥的邵阳老乡，自然热情接待了他。岂料三杯老酒落肚，樊锥竟然提出更加惊人的建议，劝魏光焘统率湘军，割据东南，伺机推翻满清王朝。魏光焘虽有维新思想，却无称王志向，便修书一封，让他去天津见拥兵自重的袁世凯。樊锥的话句句说到了袁世凯的心坎上，可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见他说话太没遮拦，怕泄露天机，便赠以重金，把樊锥打发去了日本。在一帮封建老臣那里，樊锥这位锋芒过盛而韬晦不够的狂士，就像皮球一样被踢到了东洋。

在日本东京，樊锥心想：与其劝他人用武，不如自己习武，于是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身体力行地习武练兵，并因为练习骑射时从马背上摔下致使肺部受伤。伤愈后回国，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协办巡警学堂。

蔡锷是樊锥的学生。当年樊锥在家乡设馆授徒时，见蔡锷聪明好学，念其家庭贫穷，免费收为弟子，给予精心培育。蔡锷也十分敬重樊师，事之如父。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是蔡锷的信条，在广西办巡警学堂时，两人因意见不合发生了一点争执。脾气暴躁的樊锥一时暴怒，引起肺病复发，当即呕血不止。蔡锷赶紧将恩师送往医院治疗，病情缓解后又资送恩师回邵阳疗养。可是回家没几个月，年方37岁的樊锥便病逝了。

（陈扬桂，隆回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