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律己以严，崇尚俭朴，从不“滥使一钱”。蔡锷督滇时规定，不准滥行宴会，非星期日不得宴客，一席之费，不得超过五元。为使上述制度落到实处，蔡锷身体力行，带头执行，纠正前清官场的奢侈浪费之风。有一次，警察局长请蔡锷赴宴，蔡发现不是星期日，即在请帖上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闻者莫不诧异发噱，而奉令唯谨。”

护国战争时期，蔡锷身患绝症，不携家眷照顾，遣妻子陪老母亲回到宝庆乡下，然后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通电全国，举起反袁护国大旗，讨伐袁世凯。为了护国战争的胜利，身体濒临崩溃的他，在指挥川南纳溪战役时，“凄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战前，朱德去见过蔡锷。朱德回忆说：“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蔡锷谈了作战计划。朱德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说道：“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抱着病体，冒着生命危险冲锋在最前线。

蔡锷起兵讨袁，触怒了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封蔡锷本籍的家产，焚毁他老家房屋。不料蔡锷家中全无产业，当时宝庆知事陈继良回秉上报说：“查锷本籍无一梁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亲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可查封。”

1916年底，蔡锷病危，弥留之际，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家庭，而是国之大事。他感慨道：“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蔡锷病逝后，人们发现他不仅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亏得抚恤金和友人的资助，才得以偿还各种债务。

蔡锷的清廉本色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尽管他立下遗嘱要实行薄葬，但人民为了寄托对他的敬爱和哀思，纷纷请求政府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典礼，“民国之国葬自公始”。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在为《蔡松坡遗集》作的序中写道：“公起家寒素，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蔡锷维护共和，不避艰险，苦心毅力，卒底于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与班超、马援一样，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

蔡锷治军理政无不时刻恪守清廉之道，身体力行倡导清风正气，举起反袁护国大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面对亲兄弟谋取“一官半职”的请求，他严词拒绝，不为所动，坚决做到公器不为私用；面对云南财政危机，他刀刃向内，自上而下，层层减薪，大刀阔斧抑贪扬廉，共克时艰，坚决树立廉洁风尚；面对母亲妻儿，他饱含厚爱，日思夜想，然穿上戎装，誓死护国，一心装着百姓，唯独没有自己和家人，坚决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蔡锷的这些“有所为有所不为”俱是君子风度，实为清末民初污浊横流中的一股清流，激扬砥砺时人奋进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功伟绩，归根溯源，与他自幼素洁清贫的家风，立业后清正廉明的作风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建设尤为重要。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夯实道德根基、涵养清廉之气，蔡锷将军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相反，败坏的家风极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领导干部锒铛入狱变成“阶下囚”，往往始于没有把好家风建设“第一道关口”，常常混淆了公义和亲情，打着“光耀门楣”“遗泽炳蔚”等幌子，利用权力为家人牟利或放任家人牟利，甚至出现“老子办事，儿子收钱”“夫妻齐上阵，儿女同贪腐”等家族腐败，最终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留下一世骂名，实在可悲可叹。领导干部在为政生涯中，当以松坡将军为榜样，从“修身、齐家”为起点，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正风齐家，方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陈湘林，任职于邵阳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