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人们，无不为这篇正文不过区区363字的精彩文章所折服。它立意深刻，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字字珠玑。

自《岳阳楼记》公元1046年问世后，就出现了文学“溢出效应”，让许多读书人很是惊诧。其一，岳阳楼因《岳阳楼记》闻名遐迩，滕子京因此而不朽，似乎岳阳楼不是重修而是滕子京创建的。其二，范仲淹把岳阳楼、洞庭湖写入文章，而后，《岳阳楼记》化作了“文化景观”，引来许多骚人墨客竞相留下美文。于是，美文和美景在更广阔的时空交相辉映。其三，范仲淹之前和之后，史上许多文章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黄庭坚、陆游、陶澍、魏源等，都写过有关岳阳楼、洞庭湖的诗词歌赋，不少人比范仲淹更有名气，但都淹没在《岳阳楼记》“忧乐”二字的品味之中。

范仲淹从没到过岳阳，却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的传世之作，这就使一些人对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产生疑惑，似乎不需要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好文章。消除这种疑惑，需要深读范仲淹。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却有着在洞庭湖边的安乡县生活学习三年的经历。

《宋史》记载，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于宋淳化元年（990）在武宁节度使掌书记的职位上病逝，当时范仲淹不到两岁。其母谢夫人改嫁给缁州长山人朱文翰，朱当时在江南平江府（今江苏吴县）任职。范仲淹从其继父姓，改名为朱说。另据宋代任友龙所撰《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当时安口（今安乡）知县为朱文翰，不满7岁的朱说，随继父在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安口生活、学习，直到三年后朱文翰离任。这三年，洞庭湖的地理环境、浩渺气势早已印刻在范仲淹的脑子里。翻阅《范仲淹全集》，可以印证，在撰写《岳阳楼记》之前，他分别于宋明道二年（1033）、景佑元年（1034）、庆历四年（1044）都写过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律诗，可见他对洞庭湖了然于胸。何况，滕子京派专人送信给贬在河南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恳请给重修的岳阳楼撰文时，同时送来了《洞庭晚秋图》，为范仲淹提供了“视觉图样”。

《岳阳楼记》写景高人一筹：视野开阔，灵韵生动，气势奔涌，让人感奋。而且，范仲淹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借景抒情，借楼抒怀。看似写岳阳楼，实则借题发挥，着力表达他的人文情怀、吏治理念和官宦经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应该是《岳阳楼记》的“诗眼”，是范仲淹的思想最闪亮之处。当然，这也是能引发历朝历代读者的共鸣，从而使《岳阳楼记》得以传颂的根本原因。

“忧乐”二字总关情。没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才华学识和丰厚的社会生活底蕴，写不出这等水平的《岳阳楼记》。而这些方面，比较他人，范仲淹更具优势。

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后，范仲淹一直行走在官场，上下沉浮，几起几落。多个岗位，多项官职，他总是心忧社稷，关注民情。每到一处，总能表现出过人的履职能力，总能获得颇佳的民意口碑。宋康定元年（1040），西夏反叛，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他施行军事制度改革，使军力增强。加之屯田戍边策略得当，不到三年，便逼使西夏请和，边疆暂时安定。宋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褒其作为，任他为枢密副使，并升迁为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他不改秉性，刚上任不久，便向宋仁宗提交《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这是他的全面改革（本质上还是改良）奏章，涉及吏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十个方面。“庆历新政”方案，妨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皇亲国戚、公卿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和肆意诋毁，新政无法推行。庆历四年，范仲淹被贬为陕西邠州知州。第二年，范以治病为由，再次上书，自请另调河南邓州知州，得到批准。

宋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范仲淹收到滕子京的信和《洞庭晚秋图》，并没有立即动笔，而是反复在腹中谋篇，直到胸有成竹。于三个月后的九月十五日，才漫步到自己创办的花州书院挥毫泼墨，《岳阳楼记》一气呵成。

谁能说《岳阳楼记》没有生活基础？

（周玉清，隆回人，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