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权是邵阳潭溪（今属新邵县）人，与蔡锷的老师樊锥同为晚清拔贡，相互间有同乡、同年、同学的“三同”之谊。戊戌变法时，石广权和樊锥积极参与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倡导的维新活动。变法失败后，石广权隐匿于家乡的山野之中，才幸免于难。1900年，因参与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石广权受到追缉，避难上海。在蔡锷资助下，石广权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名“苍石”，昭示坚如苍石的反清之志。归国后，石广权与人创办邵阳驻省中学，在湖南一师、湖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兼船山学社社长，组织湘学会，继续从事反清斗争。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石广权协助湖南督军刘人熙响应反袁。

石广权擅写诗文，长于演说，船山学社改组后，被推为讲演部主任。日寇入境后，他年事已高，未随湖南大学西迁，任教于省立六中（邵阳市一中前身），常在学校集会上作讲演报告，教育学生要向邵阳的三个名人——魏源、江忠源、蔡锷学习，立大志，干大事。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石广权任教该校。当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当皇帝，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掀起了一场反袁浪潮。“二十一条”签订后，石广权痛心疾首，一连写了7篇时政文章，介绍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影响。文章在一师传播后，反响很大，学校师生集资汇印成《明耻篇》一书。毛泽东读到《明耻篇》后，大受震撼，写了一首四韵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诗开篇写的“五月七日”，是因为中国在五月七日接到日方的“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必须在两天之内，就日方的要求作出答复。因此，国人视这一天为“国耻日”。毛泽东在诗的最后注明，这首诗是因为他读了学校教习石广权集资刊印的书籍《明耻篇》而作。随后，毛泽东连书带诗一起寄给友人湘生，并附言：“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慨，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一万也。”意思是说，石广权的这部《明耻篇》，抓住了当时中日外交问题中的关键，阅读全文不仅可以了解时事政治，对于拓展知识面也有帮助。

在这之前，毛泽东写过杂言诗《迎春》、五言诗《井赞》、七绝《咏蛙》和七绝《呈父亲》。然而，这几首诗基本上是改写民间歌谣或他人诗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四言韵语·题〈明耻篇〉》算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诗。毛泽东一生留下的诗词手迹比较多，这首《四言韵语·题〈明耻篇〉》的手迹，是他留下的最早的诗歌手迹。

（陈扬桂，隆回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