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务会议结束后，校长随即给了我一张课时表和一叠高一班的学生学籍表。我翻开那略显粗糙用毛边纸油印的学籍表，第一个学生竟然是欧洋。这个人我熟悉，他在县一中读了一期，后来中学下放到公社，也就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学校。他家就在我隔壁大队，他的哥哥是我小学的同学。为了欧洋来读书的事，他哥哥还找过我，说要我多加照顾。

欧洋的特点是能潜下心来学习。其时还处于非常时期，有些同学还带来了在县中学学习时的躁动。欧洋没有，他听课认真，一有不懂的地方就追着老师问。有些同学连最基本的作业都不能完成，他却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要找一些课外的资料来充实自己。老实说，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欧洋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有一天，学生放学了。许多同学背起书包就往家里跑，因为他们要回去赶上生产队的下午工。但欧洋还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有什么事吗？”我问。“我写了篇文章，想请您改一下。”欧洋有点小心翼翼。我拿起文章，先粗略看了一遍，总觉得有点“穿鞋戴帽，中间老一套”的味道。先是“在……下；在……下”开头，再来几句概括叙事，最后就是几句流行口号。看了上句，不要往下看，也知道下句的内容。我给欧洋从总体上分析，逐字逐句修改。告诉他，文章要靠实情实景动人，而不是靠虚张声势吓人。从此以后，他似乎领会了写作的真谛，进步非常快。

欧洋就是在这样不断自律中学习，我相信他还是扎扎实实学到了一些东西。很快，两年过去了，欧洋高中毕业了，他回到了农村那个“广阔天地”。

又过了两年，大学好像又恢复招生了。生源的要求是“自愿申请，公社推荐，学校审批”——谓之工农兵学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因为社会关系复杂，自认没有这个资格。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同学——欧洋的哥哥，要他弟弟赶快去公社报名。

其时，我正被抽调在公社搞《双抢战报》，对各方面的消息肯定比欧洋了解得多一点。我赶快把欧洋找来，一起去向公社书记说明情况。我壮着胆子说，欧洋是我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他爷爷……是我县的著名革命烈士。书记是不是被我说服了，我不清楚。但是，后来，欧洋果然还是上了大学。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欧洋也失去了联系。他大学毕业了，去了哪里工作，我不清楚，只是我依然在学校做我的代课教师。

光阴荏苒，时间流转到了1978年，这一年高考政策放宽，当时已年逾30岁的我得以进入大学殿堂。入学的前一天，尽管我手头不宽裕，但还是请我代课学校的老师们吃了一顿。但那年代物资紧缺，去食品站买肉又没有“票证”，我只能买到一点米酒，托关系买了几块豆腐，再自己杀个鸡，其余就青菜萝卜。没办法，我尽心尽力了。

第二天，我辞别年迈的母亲，辞别妻儿子女，挑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去高校的汽车。到站了，那里已有77级的同学来迎接我们。他们热情地介绍，帮我扛行李，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另一个家的温暖。

已经上过几堂课了。让我感觉知识的海洋宽阔无边，感觉所有老师都博学多才。下一节是政治课，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待老师的到来。“起立！”值日生发出了口令，大家齐刷刷站起来。坐在后排的我透过前面人群的缝隙才看清，这堂课的老师居然是欧洋。他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不知什么时候鼻子上架起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侃侃而谈，先介绍自己，然后概论这门课的重要性。逻辑清楚，口齿流利，和在高中读书时相比判若两人。不到半节课，在他用目光扫视全场的时候，和我的目光相遇了。因为一个年级将近100人，在上课前，他肯定没有细读学生的名单。后面，他讲课的节奏明显慢下来了，有时还出现了一些结巴。我的脑也有些混乱，模模糊糊不知道欧洋是怎么结束这一堂课的。

欧洋走下讲台，径直朝我走来：“老师，您来了，也不早告诉我一声！”我微微一笑，觉得没有多做解释的必要。同学们一下子围过来了，得知我们曾经是师生关系时，先是惊奇，然后更多的是感叹唏嘘。

在校门口的一个餐馆里，欧洋为我接风。这突如其来的曾经的老师坐在自己课堂里当学生，欧洋虽然见过许多大“阵仗”，也不免有些拘束。我开导他：“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是自然规律。况且，陶行知先生说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现在，无论是知识把握，还是思想觉悟，你都比我高了不知多少个层次。你现在来当我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欧洋还要分辩几句，硬是被我挡了回去。

没有觥筹交错，只有促膝详谈；没有冠冕堂皇，只有推心置腹。就两人的餐桌上，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了。尽管外面空气有点凉，但小小的餐馆里却尽是煦暖的东风。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